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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要求，要以听话为条件，如“你要是不听话，……”“你听不听话？”
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听话都是要求服从、一致。要求别人“听话”和责备“不听话”其实是一种强制的命令心态，充满了威权专横的自我，语意中包含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利诱、威胁。只要我们留心就会发现周围许多自认为有发言权的人都希望别人听话：大人要小孩听话；强者要弱者听话；既得利益者要被剥削者听话。可以说“听话”其实是封建帝王思想的体现。
正因为此，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地鼓励顺从听话，而不鼓励独立见解；鼓励中庸、随大流，而不鼓励竞争、冒尖；鼓励稳妥可靠，而不鼓励异想天开；鼓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而不鼓励个人的独特性；鼓励儿童把成人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不保护和激发儿童天性中潜在的兴趣和求知欲。
前两天看了一部美国电影，主角在一场演讲中是这样开头的：“中国人说过，‘人生的最大不幸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时代’。”我看了大吃一惊，中国人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后来才明白，这大概是“乱世出英雄”的英文翻译。可见我们的祖先里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人。
要让中国的科研人员变成诺贝尔奖得主的英雄，就必须先让他们“乱”起来。
由天才杀手组成的中国教育系统
中国教育理念上的最大问题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把“学习”和“创造”分清楚。这种观念上的混乱典型地体现在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为代表的“神童”的选拔和培养上。
在今天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校里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女孩的成绩比男孩突出。许多人（甚至包括女人自己）认为这是由于女孩记忆力好、会考试导致的。可是同样的现象出现在小孩身上，这些年轻的成绩优异者就能摇身一变，成了“神童”。据我所知，中国所有的神童之所以成为神童，主要是因为他们小小年纪就通过了高考，我还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是通过了一个创造力的测试而成为神童的。
一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能通过高考当然说明他（她）的学习能力很高，但是并不能说明其创造力同样高。因为考试考得再好，你只不过解决了别人出给你的题目；而创造的第一步是自己去寻找题目。有时候，学习能力太强的人反倒会抑制他（她）的创造力。而，一个人能获诺贝尔奖，一定是因为他（她）“创造”了什么，而不是“学习”到了什么。你两岁就能通过高考他们也不给你颁奖。
当然，有超强学习能力的孩子也是可以进行特殊培养的，但是，科大少年班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中国诺贝尔奖得主的孵化器”。只要科大少年班不改变其甄别和培养“神童”的模式，我敢放言，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绝对不会出现在科大少年班。
如果说只有少年班的创立者和管理者分不清楚学习和创造，耽搁的最多也只有少年班那几十个孩子。问题严重的是，前一段时间，许多人在反思“少年班”，可是我看过的那么多篇文章中，竟然没有一篇谈到“学习”和“创造”的区别。
在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中国的孩子甚至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学习如何起跑，出生以后那就不用提了。我平生最怕的一件事是到有孩子的人家做客，刚进门，孩子就被要求“来，给叔叔背首唐诗”、“给伯伯拉段二胡”或是“给老师写个毛笔字”，其实孩子筷子还拿不稳。每当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该表扬还是该批评。因为那些骄傲的家长不知道，这种拔苗助长、填鸭式的知识学习，有百害而无一利。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起跑得够快了。一个美国的孩子转校到中国来，用不着几天就会被中国的学校开除：进度跟不上、学习不认真、又不听话。每年的奥林匹克竞赛，只要有中国的孩子参加，冠军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因为竞赛内容，其他国家的孩子还没有学过。中国男子足球也是这样，少年队世界水平，青年队亚洲水平，国家队……就不用我多说了。由此可见，中国人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也不可能输在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逻辑上也永远不会成立，就算起跑慢了点，你也只能说起跑落后。
请记住，输赢永远只发生在终点。
相反，实际上，所有孩子生下来都天生具有极高的创造力，就看我们如何保护和培养。可惜的是，我们的孩子一出世就被无数个“天才杀手”所包围，最终被蹂躏成一个平庸的人。
我至今还记得我曾经听过的那堂公开课，就亲眼目睹了一个模范教师是如何把教室变成屠杀学生想象力的刑场的。
那是一堂地理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同学说像山羊。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也是第一次惊讶地发现，真的，中国地图更像一只有胡子的山羊而不是公鸡。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那些说像山羊的同学。
没想到那位地理老师再问那些说山羊的同学，“你们再看看像什么？”同学们依然回答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他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震天响。那些同学胆怯地说，“像公鸡”。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班齐声回答，“像公鸡！”
老师满意地笑了。
分不清好坏的科研体制
中国学术界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教育界分不清楚学习与创造的衣钵，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分不清楚“数量”和“质量”。请先看下面一份最典型的学者介绍：
“×××，教授，博导，我国××领域的权威。著有《×××××××××××××××》、《×××××××××××》专著，发表论文几十篇。”
这份介绍的特殊之处是，它详细列出了该教授所有书的名字，而论文的数量连个精确的数字都不给。中国学术界为什么如此重视书而忽视论文，因为中国人相信，书的字数比论文多，更有“份量”。只是这里的份量不是质量上的份量，而是重量上的份量。实际上，上面这位教授的那几本所谓的专著也只不过是国外理论的介绍，除了可以起一个教材的作用，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据说，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有“家”吗？）到美国访问，拜见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会见结束的时候，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请诺奖得主送他一本专著。“我没有写过书。”诺奖得主的回答让这位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大地吃了一惊：“您这样的大师没有写过书？”“没有，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写。”诺奖得主肯定地说。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搞明白，一个人连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怎么能得诺贝尔奖？
中国学术界更为尴尬的是——说出来许多学术圈外的朋友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没有能力鉴别一个研究成果的好坏。中国人似乎失去了判断什么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能力。许多科研机构就干脆以数字作为评价标准，比如，规定评教授必须发表多少万字的论文，如果你去问一个科研机构的相关部门为什么不把质量作为评价标准，他们很可能会反问你“请你告诉我们，怎样判断质量？”与这种做法一脉相承的是——这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两年中国要搞“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将几所大学合并成一所更大的大学。
如果你把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论文悄悄地翻译成中文，然后拿到中国来评奖。我可以保证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得奖，也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由于对“经济理性”这一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战，并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经济学界之前听说过卡尼曼这个名字的恐怕只能以个位数计。可是我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一个1979年就已经发表的、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二十多年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相反，有人去警告中国经济学界不要“跟风”。一位网友评价这个“跟风”警告时说，“跟风是在搞清楚风向之后才会发生的，在连风向都搞不清楚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