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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对于我国国民的过于重感情、遇事易于激动的性格，我们的名誉感有责任。再者，如果说我国国民有如外国人经常批评的那种妄自尊大的话，那也是名誉心的病态的结果。
外国客人在日本漫游的时候，大概见到过许多蓬头弊衣，手持大手杖或书本，以与世无涉的态度，在大道上昂首阔步的青年吧？这就是〃书生〃（学生），对他们来说，地球太小了，诸天也不高。他对宇宙和人生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住在空中楼阁中，咀嚼着幽玄的智慧的语言。他的眼睛闪耀着功名之火，他的内心对知识如饥似渴。贫穷只不过是促使他前进的激励，在他看来，世上的财宝是对他品格的桎梏。他是忠君爱国的宝库，以国民名誉的保卫者自居。列出他所有的美德及缺点，他就是武士道的最后的孑遗。
武士道的熏陶虽然今天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但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它是不知不觉的而且是沉默的熏陶。国民的心对其自身所继承的观念一旦提出号召的话，虽然不知为什么，却表示响应。因此，同样一个道德观念，在用新的翻译名词来表达时，和在用旧的武士道的用语来表达时，其效力有着莫大的差异。一个背离了信仰之路的基督徒，牧师怎么忠告也不能从堕落倾向中把他挽救出来，但用他曾一度向主宣誓过的诚实即忠义的观念一打动他，便翻然复归于信仰。〃忠义〃这个词，使任其降温的一切高尚的感情复燃过来。在某所学校里，以对一个教授不满为由，一群蛮横的青年长期继续罢课，却因校长提出的两个简单质问使解散了。质问是：〃诸君的教授是个有价值的人吗？如果是的话，诸君就应该尊敬他，并把他留在学校。他是个懦弱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去推一个要倒的人，就不像个男子汉。〃骚动是由于这位教授学力不足开始的，而比起校长所暗示的道德性问题来，就成了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了。由于这样唤起由武士道所涵养的感情，伟大的道德革新便得以完成。
在我国，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大多数传教士对于我国历史全然无知。有人说，〃有必要去关心异教徒的记载吗？〃——其结果是使他们的宗教与我们以及我们祖先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思想习惯割裂开了。嘲弄一国国民的历史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民族的经历，甚至是没有任何记录的最落后的非洲土著的经历，也都是经上帝自己的手所写的、人类的共同历史的一页。就连那些已经灭亡了的种族，也是应由独具慧眼之士去辨读的古代文献。对有哲学头脑而且是虔诚的心灵来说，各个人种都是上帝写下的符号，或黑或白，就如同他们的肤色一样，可以清楚地探寻其踪迹。如果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话，那末黄色人种就是用金色的象形文字写下的珍贵的一页！传教土们无视一国国民的过去经历，主张基督教是一个新的宗教。但是，照我看来，基督教乃是〃古而又古的故事〃，如果用易于理解的语言来介绍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用一国国民在其道德的发展历程上所熟知的词汇来表达的话，那末不管其人种或民族如何，都会很容易地印在他们的心上。美国式的或英国式的基督教——比起耶酥基督的恩宠和纯粹来，毋宁说包含了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的恣意妄想的基督教——嫁接到武士道这个树干上只是一根幼弱的树芽。新信仰的宣传者们应当把树干、树根、树枝全部连根拔掉，而在荒地上去播种福音的种子吗？像这样的英勇办法——也许在夏威夷是可能的吧。在那里，据称战斗性的教会在榨取财富和灭绝土著种族方面已取得完全成功。然而，这样的办法在日本却是完全绝对不可能的——不，这是耶酥本人在建立其地上王国时所决不会采用的方法。
我们应该牢记那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深邃的学者周伊特所论述的下面的话：
〃人们把世界区分为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然而并不去考察在前者中究竟隐藏着多少善，而在后者中究竟混杂着多少恶。他们拿自己的最善部分去同邻人的最恶部分相比较，拿基督教的理想去同希腊或东方的腐败相比较。他们并不寻求公平，而以汇集一切能够说明自己宗教优点的事、一切能用以贬抑其他形式的宗教的事为满足。〃＇6＇
但是，尽管就个人来说会犯什么样的谬误，他们传教士所信仰的宗教的根本原理，无疑是我们在考虑武士道的未来时所必须考虑进去的一种力量。看来武士道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显示其未来的不祥之兆已弥漫于空中。不仅是征兆而已，而且各种强大势力的活动正在威胁着它。
1。 勒蓬（Le Bon）：《民族心理学》，第33页—作者
2。 爱默生后来定居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
3。 斯皮尔（Speer），《在亚洲的传道与政治》，第4讲，第189一190页；丹尼斯（Dennis）：《基督教传教与社会进化》，第1卷，第32页，第2卷，第70页，等等。—作者
4。 汤森（Meredith Townsend），《亚洲与欧洲》，1900年纽约版，第28页。—作者
5。 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中，特别请参阅伊斯特莱克（Eastlake）与山田合著的《英雄的日本》；以及戴奥斯（Diosy）的《新近东》。—作者
6。 周伊特（Jowett），《论信仰与教义的讲道集》，第2章。—作者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将来
像欧洲的骑士道和日本的武士道之间这样能够确切地进行历史比较的东西是少有的。如果认为历史能够重演的话，那末后者的命运必定会是前者的遭遇的重演。圣·柏拉所列举的骑士道衰落的特殊的地方性原因，对于日本的情况当然并不适用。不过，在中世纪及其后，对摧毁骑士和骑士道起过作用的、比较大的而且此较一般的各种原因，对于武士道的衰微也确实在起着作用。
在欧洲经验和日本经验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在欧洲，骑士道脱离封建制度时便为基督教会所养育，从而延长了新的寿命，与此相反，在日本并没有足以养育它的大宗教。因此，在母体制度即封建制度消逝时，武士道便成了孤儿遗留下来，任凭它自己去找去处。也许现在整顿过的军队组织可以把它且于其保护之下。不过，正如我们知道的，现代的战争对武士道的不断成长不会提供多大的余地。神道在武士道的幼年时哺育过它，而神道自己已经衰老了。中国古代的圣贤已被边沁、弥尔式的知识的暴发户所取代。为了讨好现时代的好战的排他的倾向，从而被认为是很适合今天的要求的那种享乐倾向的伦理学说便被发明和提供出来了，不过，今天只不过在黄色报纸的专栏里还能听到那种刺耳的回响罢了。
各种各样的权限和权威都摆开阵势来对抗武士道。正如维布伦所说：已经出现的〃原来的产业阶级之间的仪式性的礼法的衰微，换句话说，即生活的通俗化，在一切具有敏锐感受力为人们眼里，已被看作是浇季文明的主要祸害之一。〃光是那耀武扬威的、民主主义难以抗拒的潮流，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吞没武士道的残余。因为民主主义不会容忍任何形式或形态的托拉斯。然而武士道却是一个由垄断着知识及教养的预备资本的人们所组织的，决定着道德性质的等级及价值的托拉斯。现代的社会化的势力对抗区区的阶级精神。而骑士道却正如弗里曼所尖锐批评的那样，是一种阶级精神。现代社会，只要标榜哪怕是某种统一，就不会容忍〃为了特权阶级利益而设计出来的纯粹的个人性的义务。〃＇1＇加上普及教育、产业技术、财富以及城市生活的发展——于是我们就能轻易懂得，不论是武士的刀的最锋利的刃也好，还是从武士道的最强劲的弓射出的最锐利的箭也好，都没有用武之地。在名誉的岩石上建设起来，并由名誉来捍卫的国家—是否应称之为名誉国家，或仿照卡莱尔那样称之为英雄国家呢？——正在迅速地落入用谬论武装起来的玩弄诡辩的法律家和胡说八道的政治家的掌中。当一位大思想家在谈到特里萨和安蒂冈尼＇2＇时所说过的话，〃诞生他们的热烈行为的环境已经永远消逝〃，大概持用到武士也会合适的。
多么可悲呵，武士的德行！多么可悲呵，武士的骄傲，用锣鼓的响声欢迎进入人世的道德，有着同〃将军们和国王们的逝去〃一道消失的命运。
如果说历史可以教导我们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建立在武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