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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被逐出主流的经济难民
各部门的知识分子，都为这个前景欣喜若狂。财务部做了预算，市场部做了总体计划，厂办做了生产计划，办公室的人天天陪着酒厂的业务厂长吃海鲜。老板半信半疑，只催着对方赶紧签合同，早点儿把定金打过来。别的事他一概不问。而且，显然他发现了知识分子们有异动，于是加紧了防范。职员们越是干得欢，老板的脸上越是阴云密布，左挑毛病右挑刺，搞得众人皆不欢。大家私下里就感叹，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找死的老板。
气候炎热，公司的事让人忧心忡忡，私人生活也没有了往日的趣味。小清又多找了一家公司炒更（业余兼职），越发的没有空闲了。我们约会的次数更少了，有时只在电话里聊聊。
无处可以宣泄，郁闷异常。饭量也一天不如一天，吃饭就只能吃炒苦瓜败火。有时侯，一些跑业务的小青年会到公司来推销，都是由我出面来接待。有卖保险的，卖化妆品的，卖毛毯的，卖精装大部头书的，还有尼姑跑来化缘的，我都是三言两语，客客气气打发走。看见有的人汗流浃背，就吩咐文员倒杯水，让他们喝完了再走。小青年们对我们这些办公室白领很羡慕。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心里也是苦瓜般不是滋味。
周一鸣在这个时候打了电话来，约我去聊聊。算他还念及旧日的狐朋狗友，没有“侯门一入深似海”。我在碧涛剧院门口见到了他。这小子上下一新，越发的沐猴而冠。他没有带我去看他现在的公司，而是带我去碧涛苑公寓看了一套房。
打开房门，他说：“老兄，你看看，这就是我的房。我的！”
这是他的老岳丈为他和郑莲莲准备的。房子空着，刚刚装修过，气味儿还没散尽。装修上看得出是下了力气，不好用一句话概括，总之是镶金镀银、一派铺陈，没有多大品味但有富贵气。我草草看了一遍，印象最深的，当属浴缸，居然是三角形的，有电动冲浪装置。在此之前，我闻所未闻。我惊奇地用手摸摸，又在那边沿上坐了坐，想必是十足的乡巴佬样子，在周一鸣面前暴露了知识分子的无知。
周一鸣一间一间地带我看，解释用途。房间很多，没有书房，但有音响室；没有暗橱，但有衣帽间。我只顾张了嘴看，发表不了什么意见。
周一鸣像是初登大位的皇太子，既志得意满，又不是十分有把握。他在空屋里走来走去，东摸摸，西拍拍，突然问我：“怎么样？”
我摸了摸K金的水龙头，感慨万端：“这都是真的啊！”
“像我这样的穷小子，来深圳不过一年，你看看，一套豪宅到手！知识分子，开眼界了吧？你信仰的那些逻辑、真理、原则，有什么用，啊？什么用？”
大厅里回音很大，周一鸣说话的声音有混响效果，更显得大气磅礴。
我无言以对，看看他，又看看房子。眼前一切如梦如寐，好似西片中的鬼魂显形。
从周一鸣那里回来，我才知道自己有何等落魄。我住了一年半公司宿舍，竟没发觉它寒酸到如此地步。窗上的波纹状铁网、卫生间的莲蓬头、小走廊上的水泥洗涤槽，全都锈迹斑斑，乌黑陈旧。我的住处，恐怕要在非洲难民营的水准之下。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能生出真正的自由与浪漫？在这样的狗窝里生存，不用人家鄙视自己就会丧尽尊严！
我知道了我是什么人。在急风暴雨的商业潮流中，我不比弃妇强多少，是被逐出主流的经济难民，永远栖惶，永无归宿，永远要作为成功者的反衬而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小时候父母对我的耳提面命，大学老师掏心窝子的谆谆教诲，从柏拉图起的哲学祖宗们的神圣言论，全都是在害我。知识分子这张皮，一旦披到身上，就如厄运缠身，再也揭不下来了。我真不知道，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死命地逼自己的孩子去读书？是“知识改变命运”吗？不错，就是它让我终生痛苦不堪！
木板床上的凉席在晚间滚烫滚烫，我辗转反侧，思前想后。不明白为什么人家都有路，惟独我寸步难行？窗外，有虫鸣一阵猛似一阵。亚热带的夏天，夜里也有这样凄婉的虫鸣，我同样不明白是为什么。
繁花还在盛放，秋意就这样向我袭来。
第三部分
我们公司固然是条贼船
九月。秋天。微微有了些凉意。
公司知识分子们的心，却是从火炉跌到了冰窖里。馅饼从天上掉下来，恰好砸到了我们的头上，却眼睁睁地吃不到。湖南酒厂的这个大单，我们原来想得很简单。各部门只要一齐努力，拉到手里应该没问题。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公司这架机器，长期以来只为“扎款”而运作，真的到了干正事，完全不灵。湖南方面来的厂长，虽是酒囊饭袋，但却是个有头脑的酒囊饭袋。吃照吃，玩照玩，业务上却一点儿不含糊。他看了我们的工厂，对技术人员尚感满意，但觉得工厂疑点甚多。跟市场部的人聊天，三言五语，就问得我们的人张口结舌。他让我们先拿几个外观设计出来，画两个彩图就行，我们却一个星期也搞不好。厂长到底是国企的人，财大气粗，对我们的情况虽心存疑虑，但在深圳被我们带去玩了几处好地方，玩痛快了，临走时甩下一张七万元的支票，算是试制费用。他要我们一个月内赶快拿出样品来，否则免谈，试制费也就算白送我们了。
老板对这事情本来就不上心，拿了试制费，立刻胡花一气，几天就干干净净了，还觉得占了人家很大一个便宜。
公司就这样错过了惟一的一次翻身机会。职员们从此死了自救的心，私下里相约各处去“见工”（应聘），都在想退路了。
我当然也不能安坐火山口。连续几个晚上坐在阳台上，动了点儿脑筋。在蛇口，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已经成功或正在上升。这是我将来保命的底线。与他们交往，我一直是堂堂正正的一个白领，现在忽然去求人赏一碗饭，朋友之间，实在难以启齿。所以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动用。况且，朋友间如果谈到赏碗饭的事情，能有几分把握，我不能料定。回想初来深圳时，怀民不过随意写了个条子，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作用。我居然闯关成功，实在是老天爷那时候打了个盹儿，让我这废物一脚就踏进了商界。凡是侥幸成功的人，永远会以为还有第二次机会，于是，我决心再闯一回。上班的时候，偷偷制作了简历，复印了文凭，从《深圳特区报》上找了几家招人的单位。然后，趁着独自到深圳办事的机会，从头再来，开始了我新的求职之旅。
然而，很快我就知道了一个真理：我们公司固然是条贼船，不跳下来的话是等死，但若要跳下来的话，那立刻就是个死！
我的求职经历与我刚来深圳时一样，充满了喜剧色彩。惟一不同的是，结局跟当初很不一样。
我求职的第一家，是新中国最先上市的五家股份公司之一，金田纺织。不过，我只走到了这家公司门口的接待台前。接待小姐很漂亮，广东人。广东小姐漂亮到这个程度的，让我差点儿把眼镜跌碎。我把求职资料递上去，她看也没看，就往抽屉里一放，让我回去听信儿，如果一个星期没答复，那就是不要。我离开时，恋恋不舍。心想，金田果然是气派，那前台小姐也果然是过目难忘。
这次的结局是，两个礼拜过去了，什么也没有。
我求职的第二个地方，是一家港资皮鞋厂，报纸上登的招聘启示说，生产线上缺个“拉长”（小组长）。我那时不知“拉长”为何物，斗胆也去试了试。后来我才知道，我要是能干下来这“拉长”，那么就是当个省长也不成问题了。
当时负责接待的是一位“阿姨”（粤语：大嫂）。阿姨问我：“母乖，你有什么事？”
“我求职。”
阿姨瞪圆了眼睛：“你？你能做什么？”
“你们不是缺个拉长？”
“拉长？”阿姨疑疑惑惑，断定我并不是在开玩笑，就说：“你等等，我去问老板。”
片刻，她从里面出来，头摇得波浪鼓一般：“不行啦。”
再问，就无话。
我求职的第三个地方，老板是公司的一个关系户，我跟他吃过饭，平时见面都很客气。我上门去，直截了当说了要碗饭吃。他感到意外，随即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