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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在告别深圳时，就已经悲哀地意识到，有一扇大门在我身后关上了。人生中的五色斑斓，被隔在了另一边。我的小清，我的深圳，还有那蛇口怒放的洋紫荆花，深南大道流星似的车灯，就在那样一瞬间，凝固了。今后的日子，将是一副失去鲜血的躯壳，我就像蜗牛，要慢慢地来度完残生。在深圳的那些欢笑，不时在清夜里刺痛我——人最初所期待的归宿，为何与实际上发生的相距如此之远？
五月的那一天，我们在夜幕下，走到了那排别墅旁。别墅的窗子很大，透过纱帘，里面的豪华隐约可见。这是家，但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家。比如其中的一栋，就是某著名大腕儿演员的家。在那个年代，谁能如此快乐而自由？就是他们。而我们的明天，会怎么样，真的能比蜜还甜吗？我和小清，望着那铁栅栏后的草坪和檐廊下如雾的灯光，有一种无言的压抑。我们的心灵生活很美好，我们的世俗生活却很糟糕。我当时想，就是把深圳大地都盖满了别墅，是否就能轮到我们住上一栋呢？
那天，小清走累了，站在海滨小路上，扶着长矛似的别墅铁栅栏歇气。一向比较务实的她，忽然向我提了个很玄虚的问题：“这么累，活着是为什么呀？”她目光晶莹，里面有一丝凄迷。
我的小清，这问题那时我回答不了，现在就更没法儿找到答案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就是这样浑浑噩噩混过来的。这世界，所有的花儿，都是要谢的；所有的财富，都是要散尽的；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值得留恋的呢？是时光、青春、活力？可是，我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去而无能为力之外，还能干什么？回想起在深圳打工的那些激情岁月，直如两世为人！
这是衰老带来的尴尬：那些曾与你朝夕相伴的人，现在仍活在这世界上，可是你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无从揣想他们的景况。他们活得风光还是痛苦，都与你无关了。对你来说，这些往日的朋友与死去了无异。人之悲哀，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我一向认为，人活一世，是个什么基调，与他周围的人大有关系，尤其是可称为朋友的那些人。他们与你的喜怒哀乐，共同构成了一些值得眷恋的生活。朋友一旦零落，就等于你自己的一大部分生命也枯萎了。人到自然死亡的那一天，最可怕的就是：在世界上一个老朋友都没有了。
因此，我的这本书，实际上是要写我在深圳的几个朋友。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浪漫，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个时代相得益彰。正因为有了他们，我的深圳生活，才使我意醉情迷、不能自拔。现在想来，当年的深圳，是拥有“现代中的古典优雅”的城市。
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办公室政治”。鸡肠狗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万年也切不去的毒瘤，它是毁坏一切崇高之美的恶性基因。因此我的这本回忆小说，有意回避了那一方面。我以为，如果有谁还没被“办公室谋略”折磨够，还要把它写成小说，供人欣赏，那他的脑子基本就算是坏掉了。以我的所知范围，惟一写这种书而脑子又免于坏掉的作家，是我的朋友慕容雪村先生。他的一本描写深圳的小说现在正在网上连载，可以看做是对我这本书回避掉的那些事所做的补充。我奉劝那些因我的迂腐而笑掉了门齿的年轻朋友，不妨径直去读他的那本小说，就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第一部分
给采花盗柳的勾当提供了温床
1988年，是我生命中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我的小家庭发生了意外变故，我的人生道路随之逆转。那一年……算了，我就别拽了，再大的耻辱也得生生地把它咽掉。在这儿，我就公开地说了吧，那一年，我老婆把我给甩啦。当我发现苗头不对的时候，生米都快做成熟饭了。她是个记者，见多识广，机遇多，受到的诱惑也多。那时她面相年轻，人又漂亮，气质不凡，为她倾倒的男人车载斗量，据说其中有级别高得惊人的。她随便跟其中的哪一个，我心里恐怕还能平衡一点儿。想不到，最后把她拐走的是个俗到了家的混蛋。那小子也是个记者，小白脸，八面玲珑，生存能力比当时的我强几十倍，惟一的弱项是没有正式文凭。大概有三年的工夫，他可是下了死力来追我的老婆。我老婆的电视台与那小子的报社是兄弟媒体，记者们打伙采访是常有的事儿，这就给某种勾当提供了最便当的温床。我估计，那小子准是对我老婆嘘寒问暖、早接晚送，没少献殷勤。我老婆那人，挺聪明，但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在识别男人的问题上几近弱智。几次包藏祸心的呵护，就让她找不着北了。最后，她终于对文凭问题忽略不计了。后来他们一有勾当，就说去“采访”。唉，采访采访，多少采花盗柳的勾当假汝之名而行啊！
而我呢，当时是个中学老师。那年头，在中学当“孩子王”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下。俗人们认为我们是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则根本不承认我们是什么知识分子。本来我就低了老婆一头，家庭的稳固性存在着极大的危机，而我偏偏还毫无警觉，基本没用心去增强我的生存能力。结婚六、七年了，只顾埋头写诗，渴望“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买了一大书架，稿纸用了无计其数，连孩子都不想要，一心要做顾城第二。现在应该承认，我的天赋恐怕是有点儿问题。那时候六、七年下来，只在报屁股上发过十来首诗，每年不超过三首，成名之日遥遥无期。但我老婆可不是个红袖添香的主儿，你不行，自有后来人。就这么，我活活被一个女人给甩了，绿帽子是否早就被扣上了，已无法考证。1988年初春，当杨柳没发芽的时候，我被迫离婚。离婚尚属平静。尽管别人不承认，我还是自视为知识分子，绅士风度决不可少。我跟她吵过，哀求过，最后看看覆水难收，就只好给了她充分自由。我们协议离婚，财产我全不要（书除外）。临分手时，我留给我老婆一句话：“那小子能抛妻别子，追你一个半老徐娘，那能是块好饼吗？你能保你十年后不人老珠黄，你能保那家伙从此能收心？对男人的了解，差远了你！”我老婆不服气，反驳我说：“你少污蔑！你根本不了解他，小柳（就是那小子）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离婚一个月后，她和小柳就一块儿风风火火奔海南、闯九州去了。多年以后，我得知，由于新经济时代重文凭，小柳混得很一般，但却包了个重庆二奶。我老婆（现在应该叫前妻了）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尽管她发了雷霆之怒，那重庆二奶与小柳却仍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本书里，这个话题就不再提起了。
那一年，我早过了而立之年，是个完全的成人了。可是自从发生了老婆出走的事件之后，我发觉自己的智力原来有婴儿化的倾向。离婚前后，我曾经找过我的许多朋友诉苦。然而我发现，他们的态度都很暧昧，并未像我想像的那样，共同来声讨我老婆的不忠。他们不约而同劝我要现实。我当时就想，这个“现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老婆闹离婚，绿帽子高高悬在我头顶，这确实使我痛不欲生。耻辱，终于使我从一大堆废物文字中脱离出来了，好好地品味了一下这个“现实”。我到这关口才发现，原来世道人心，已经天翻地覆了。敢情我的那些朋友都是暗中支持我老婆离婚的，私心里没准儿都在暗暗期盼：我老婆属意的会不会正是他们自己？直到我老婆公开宣布，从今往后要挂靠没有文凭的小柳了，那帮朋友才和我一样，着着实实吃了一闷棍。这一场离婚闹剧，终于使我明白：在一般人看来，老婆不忠，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严重的问题在于：都80年代末了，我还在充当着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个“伪”的。这种错误才不可饶恕！那时，海南刚刚在开放，十万狂人正扬帆过海跑去抢金子，我居然还在稳坐家中写诗，实属脑子坏掉了。我老婆走在潮流之先，挂靠小柳后，两人就直奔了南洋。行动果断，目的地明确，那决不是一般的妇人能做到的。我的那帮朋友虽没吃着葡萄，心里八成也是佩服的，所以决不可能真正同情我。
一个人如果忽然想脱胎换骨，那原因多半在于发现了自己的愚蠢。在全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狂热地读尼采、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我因受婚变的刺激，大彻大悟了。我不能再愚蠢下去了，我要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