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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桑特说的假话对其死亡的影响。最终我不得不问自己，正如我现在问你一样，让我们假设克劳迪亚这样说：‘是的，大夫，我性生活频繁，是的，我没来月经，’那你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会提早做怀孕检查，”凯特答道。
“就算你做了，”豪斯金斯说，“又会怎么样？”
凯特意识到豪斯金斯已把她引入一个从逻辑上她无法逃脱的怪圈。
“大夫，什么理由使你会认为，你若提早做了那项检查，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豪斯金斯穷追不舍。
“我……不知道……”凯特被迫说。
“你是不是想告诉委员会，你要是提前一两个小时做那项检查，你就会不那么紧张，可以把检查做准确？”豪斯金斯问。
“我做检查时状态很好！”凯特抗议道。
“那么早做晚做结果会有何不同呢？”豪斯金斯咬住不放。
“我说了，我不知道，”凯特被迫承认。
斯考特暗忖，他在激她，她上了钩。他觉得必须出面干涉。
“默特先生，我的当事人已在席上呆了几个小时，我请求休息一会儿。”
面对斯考特的请求，豪斯金斯得意一笑，他的对手终于尝到了他的盘问的厉害令他感到心满意足。趾高气扬的豪斯金斯想表现出大度，便说：“主席先生，我不反对。这位证人显然需要休息片刻。”他转过身时，见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满意地冲他一点头。
默特举起小槌刚要宣布休息，沃德医生举起手。
“医生，有话说？”默特问。
“休息前，我能否盘问一下证人？”
斯考特立即站起身。“主席先生，我反对！委员会成员最后将对被告做出裁决，无权充当起诉人员！”
默特看向行政官员，请他做裁决，主席的目光分明是希望能否决斯考特的反对。
凯纹·卡希尔略微沉吟片刻，开口说：“凡·克里夫先生所提出的，乍一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程序方面的问题。不过不巧的是，其依据是沃德医生对一个词的误用。我敢肯定，她说的并非是起诉意义上的‘盘问’，而只是想说‘问一问’，其真实的意图是想弄清真相，这也是我们大家之所以聚在这里的目的。我说得对不对，沃德医生？”
格莱迪斯·沃德点点头，漂亮的五官格外妩媚。
“默特先生，你可以允许医生发问。”卡希尔裁决道。
“福莱斯特医生，”格莱迪斯·沃德说，“让我们假设从一开始病人就对你说了实话。你也很早就做了那项验尿怀孕检查，而且结果是阴性。既然你知道这种检查有一定比例的误差，为什么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呢？”
“我没有。我吩咐做B超，”凯特说。
“可为什么病人病历上没有检查结果？”格莱迪斯·沃德问。
“因为B超没做成。”
“上帝，为什么？”
“放射科对我说B超检查宫外孕也不准确，所以得请专家做。只有格雷德温医生有资格做。但她第二天早上才上班。因为没做成B超，我就没往病历上写。”
尽管沃德看上去对凯特的解释感到满意，却还有话要说。“福莱斯特医生，虽然你一开始就怀疑病人没说实话而做了怀孕检查，但我觉得很明显，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在场并未真正影响和改变你治疗病人的方式。”
凯特解释说：“要是用不着和她争论，结果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告诉我，医生，你在做实习医和住院医期间，有没有治疗或协助治疗过宫外孕？”
“宫外孕其实很少见，虽然近来越来越多——”凯特话没说完就被沃德打断。
“医生，你到底治没治疗过宫外孕？”
“没有，没治过，”凯特说。
“这么说你依靠的完全是书本和课堂上学来的知识，”沃德说。
“是的，但那天晚上我诊断和治疗了一例艾迪森病，也是第一次，”凯特反击说。
沃德没答话，而是往小本上记了一笔。从她生硬的态度和皱着的眉头看，凯特和斯考特都认为沃德所写的肯定对凯特不利，在她最后的裁决中必然起到不良的作用。
默特敲了一下木槌：“休息五分钟！”
凯特从证人椅上起身时，发现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正瞪着她，青灰色的眸子里露出得意之情。
第三十四章
斯考特和凯特躲在听证会外的一个角落里，前者以律师的身份提醒他的当事人要谨慎小心。
“还记得我说过的——”斯考特说。
凯特抢白道：“我知道！不要争辩！可我不能忍受豪斯金斯和沃德的冷嘲热讽！谁也甭想阻拦我！”
“凯特，冷静点。我是你一边儿的，是你的律师，”斯考特试图让她保持清醒。他伸出手去抓她的手，凯特往后一缩。“凯特？”他轻声问，“害怕了吗？”
“快吓死了，”凯特喃喃承认，泪水在她眼眶里转动。“尤其在沃德的质问之后。”
“本来就是一件棘手的事，豪斯金斯已经尝到了甜头，施托伊弗桑特对他很满意，弄得他飘飘然的。下面他肯定会发起猛攻。一定要咬住事实，这是我们惟一的希望。”
她点点头。他用一只手指托起她的脸庞，趁她眼泪未流下来时将其擦去。接着他在她唇上轻轻一吻，她朝后一缩，抬头直视他的眼睛，仿佛在问：这是出于爱的吻吗？他用目光答道：是的，是爱的吻。
“走吧，去面对他们，”他说。
豪斯金斯让凯特讲述了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每一个步骤，他还不断地引用病历上的记录。他尽管用心良苦，却没有抓住凯特记忆上的失误，她的陈述与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十分吻合。
接下去豪斯金斯又变换了战略。“大夫，从诸多事情的发生到你在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上写下记录，中间有多长时间？”
“我对她治疗的所有医嘱都是当时就写在医嘱本上的。她病历上的我的观察、治疗方案等是抽空写的，”凯特答道。
“大夫，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每次看完病人都需在病人病历上做记录？”
“有。”
“可你却对委员会说，你是抽空写的。”豪斯金斯话带讥讽。
“在急诊科，什么都得见缝插针地干，否则根本没时间。但好歹病历都能写成。”
“那么在那段时间差里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医生重新考虑一下他的治疗方法，然后设法使他在病历上所写的内容完全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吻合？”
“如果这是你的看法，我表示反感！”凯特毫不示弱地说。“如果是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豪斯金斯笑笑：“两方面都沾点儿边儿。”
“你的所谓我靠写病历为我的治疗做解释的暗示纯属谎言！”
委员会的三名成员都以不赞同的眼光盯住凯特。默特刚要开口指责她，凯特又说：“我在病历上所写的一切都与我的观察、采取的措施及其原因完全一致。”
“这么说我手里的这份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其内容从你第一次见到她一直到她悲剧式的死亡，是完整和准确无误的啰？”
“是的，”凯特答道。
“我发现这里有一条，病人曾一度躁动不安，拔掉了胳膊上的输液管，”豪斯金斯说。“这是真的吗，大夫？”
“是这样，”凯特说。“躁动不安的病人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尤其是吸毒的病人，他们的反应常常很激动。”
施托伊弗桑特正欲提出抗议，只听豪斯金斯又迅速问道：“是不是又想毫无根据地指责死去的病人？现在允许我接上刚才的话题。病人把输液管拔掉后发生了什么？”
“我立即就去看她了。我重新插上了点滴管，而且固定得很牢固。”
“就这些？就完了？”豪斯金斯问。
“是的！”凯特肯定地说。
豪斯金斯佯装又研读了一眼病历。他眼皮不抬地问凯特：“告诉我，大夫，你记不记得你是怎么知道病人把点滴管从胳膊上拔下来的？”
“我记得是她母亲告诉我的。”
“当时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凯特冥思苦想。当时的情形在她记忆中变得清晰起来时，她意识到说实话必然会显得自己有责任。但她仍答道：“我在护士站。”
“我能问你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