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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小强、小鸿稚嫩的哀求：“妈妈！回来吧，我们想你！”
我猛然一惊：“啊！我不能往下跳呀！”亲人需要我！我忙定了定神，两桶水马上就灌满、提了上来。我想：“我为什么要死？我爱生活，我爱祖国，我爱善良的人民，我爱我的亲人。他们也都爱我，我不能让爱我的人更痛苦。1947年我为什么那样热烈地参加了学运，因为我爱即将到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新中国。1950年号召抗美援朝时，我还豪不犹豫地报名要去前线，去保卫新中国。
我没有错误，如果我自尽了，那些被兽性吃掉人性的家伙就会对着他们的牺牲品狂吼又狂笑：“她是个生活糜烂、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以此来显示他们是“革命者”，是“正人君子”，啊！我决不能给他们这种机会。
如果我自尽了，谁来为我洗清诬蔑？我的亲人将背上更沉重的政治包袱；承受感情、思念的长久折磨。不！我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对抗的情绪油然而生，精神陡然振作，桀犬吠尧，管它呢！我挺起腰，挑起双桶，一步步爬坡回到我工作的猪圈。猪也是兽类，可比具有兽性的“人”善良多了。那些家伙以后也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直到30多年后，我才闹清当时突然整我的真相。
1997年夏季，偶然遇见当年同时在一担石沟劳动的“右派”漫画家李滨声，谈起往事，才知道那次批判我的起因是有个低级趣味的“人”在山坡上拾到一只避孕套，如获至宝，马上向管理者汇报，于是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逆不道的事。管理者和头人们胡乱猜想，认为我既和尧相好，就怀疑是我们，于是就出现了那侮辱人格、置人死地的批判。但最后调查出遗弃避孕套的是某报社来此改造的一对男女“右派”，于是将女的调到另一个劳动基地；男的则不堪凌辱在批判中上吊自尽。具有兽性心理者最善凭猜想、乱咬人，以后找到新的目标，也不向我说一声道歉，当然在那毫无法制的时代，起码的人性都被扫荡，野兽横行，它们怎么会向被其残害的羔羊道歉呢？幸亏我经过一番冷静的思索后，理智地不理采他们那一阵鬼啸狼嚎，我是光明正大的人，我自然要坚强地活着，为祖国为人民为亲人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唉！一担石沟啊！你山好，水好，老乡好；来这里改造的所谓右派，大多数是诚心诚意的，在老乡的技术指导下将你修理得绘制得更美。可偏有人制造了污浊的气氛，玷污了你，羞辱了你。一担石沟哦！本来你是以清泉美景迎接来劳动的知识分子，没想到被残酷的阶级斗争利用来作为戕害知识分子人性的基地。逐渐我再听不见清泉欢乐的歌唱，只闻它夜夜呜咽地哭泣。
文艺复兴送走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与野蛮，为什么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送不走中国的黑暗与野蛮？‘路漫漫其修远兮’
六、徐宝伦之死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经出现的被杀死、打死、逼死的坚持真理的布鲁诺，何其多也，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是典型的代表。
亲眼目睹的是我们市委宣传部里的徐宝伦被逼自杀了。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宣传部划了三个右派，其中之一就是23岁的徐宝伦。他是马列主义理论讲师团里年轻的讲师，东北人，原是河北高中团支部书记、优秀生，解放初期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人很聪明，马列主义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像个爱表现的大男孩。反右中有人揭发他曾经赞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从而他也被揪出来，定为右派批斗。
1959年冬，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被叫回市委机关作思想检查。
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查汝强，与徐宝伦同在办公楼的第六层书库里反省，我与市委其他几位右派，在第五层图书阅览室写思想检查，要求我们交代“错误思想的‘一闪念’”和劳动改造的日记。
负责这次“改造“的是宣传部讲师团的那位在房山下放干部劳动中任组长的王某。检查至第四天，。王某把徐宝伦叫到五楼他的办公桌前对徐说：“你的日记本今天带来了吗？”徐答：“没有！”王某对他说：“那就把你的读书笔记本拿来吧！”徐答：“没有！”王某挖空心思地出了一招：“那就将你读过的书拿来吧！”他想从眉批上找问题。哪知小徐更绝，他回答：“没有！”这一连串的“没有”，可真惹恼了王某，只见他甩着如杂草般的乱发；瞪圆了他那狼一样冒着凶光的眼睛；腾的一下从坐位上立起他那中粗的身躯；红了一脸横肉，对小徐一拍桌子：“你必须今天下午把你读过的书全给我拿来！”，小徐无表情地无语地看着他。
这位王某在自个家里咒骂他老妈是地主婆，对同在讲师团朝夕相处的哥们儿更是相煎过急。怎么这种人倒成了至高无上的共产党的代言人呢？王对徐说：“打批判开始，你就对抗，什么材料都不交，一年啦，你再不交，死路一条。”说完甩手而去，小徐木然地走出阅览室。
时至中午，检查者纷纷下楼入食堂，我是最后一个从五楼阅览室出来的。我刚走下第四层楼梯，见徐宝伦从下面往上走，双手来回转着毛围巾，已转成一个圆筒。我问他：“小徐！怎么不去吃饭！”他没有理我，两眼直不楞瞪的。
午后两点，我们都回到自己检查的座位，刚坐下，就听见室外乱纷纷的声音，王某也被叫了出去。于是有人借上厕所去探听。不幸的消息很快传来：“小徐自杀了！查汝强午后回书库，怎么也敲不开门，找到大楼管理员，管理员撬开了书库的门，只见小徐用围巾套上脖子，挂在两个书架间。”一阵惊悸掠过了每个检查者的肺腑，面容也顿时闻之失色。我回想在楼梯上遇见他的木然之态，那时他可能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到了，除了黄泉路上一片昏黑，就是那一声高似一声的“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王某立即召集我们开会，他声音毫无颤栗地冷酷地对我们宣布：“徐宝伦顽固不化，至死与人民完敌，地球少了他照样转动，这次你们先检查到这里吧，明天回改造基地去。”
这位王某没有活到现在，再也听不到他的忏悔了。假如他活着，也不会忏悔，因为如他那样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没有忏悔，只是把责任推到错误路线。其实，在任何错误路线下，也有良心好的人，市委高校党委内部，在宋硕的领导下，就没有划任何人为右派。
刚硬的小徐，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就消失了，北京没有亲属，连女朋友也还没有，没有人向他的遗体告别，他成了京都的孤魂野鬼。1978年全国改正右派时，也没有人给他补开追悼会，一颗晶亮的小星就这样被陨落了。
我曾到海淀区冷泉公社劳动过，在那里又认识许多大学生“右派”，有位名顾根涛的男孩，1958年，20岁左右在北大学习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年轻的他心比天高，哪忍受得了“莫须有”的罪名，跑到天安门城楼上往下跳，偏偏命运之神托住了他，没死成。后来他是牡丹电视机厂的优秀工程师。如果小徐活着，在改革开放中肯定是个有用的人才。
七、希望的破灭
1959年9月28日，难忘的一天，羞耻的一天，痛苦的一天。
机关党委张书记乘小吉普来到了一担石沟，宣布第一批摘右派帽子的名单。在灸热的秋阳下，我们排队等候宣判。我心跳得好急啊！好热啊！脱了罩褂，又脱了毛衣，脸仍然烫得像团火。下放干部吴群在指挥我们唱歌，可是我一句也唱不下去，眼睛总离不开进场的拐角处，命运之神就要在那里出现。一点四十分了，一点五十分了，还差五分钟就两点了，到了，到了，来了报告开始了，怎么还不宣布呢？我低着头绞着手绢，压着心头的希望。不要希望，不要希望，否则失望会更痛苦。不够？真的不够吗？最近遭受无辜地批判，自己也没有满足批判者愿望，硬顶！但我是真正的一心一意地在改造啊！劳动出色，猪、鸡养得茁壮我仍在希望、幻想开始宣布了：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总想着下一个该是我了，可是，结束了。念完了，没有，没有。一刹那，脑子是空白和麻木。为什么？与被宣布摘帽子的每一个人相比一点不差？散会了，对我进行诬蔑性批判的两位头人倒是先摘帽了。白祖诚的劳动和人品比他强多了，为什么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