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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厨房
拍卖会上的“托”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就连天涯书局也有托漏了的事，还有什么“马甲”之说。潘家园也不能例外，J是潘家园的老主顾，纵横驰骋十余载，阅书阅人无数，且仕途风顺，官越做越大，有专车，所买的书交与司机说：“拿到车上去！”很是威风。可怜十年风雨，直到现在，J还是分不出木版还是石印，架不住有钱，只要是别人说好的，J就掏钱。一来二去，只要J一出现，书贩就忙着找托，屡试不爽。J所买的书编一本《“托”书偶记》，怕也该有十卷之多了。私下与书商聊天，问道，你们所买的房子有多少钱是从J那儿挣的？答曰：“我家的厨房。”
乾隆五玺
所谓乾隆五玺是：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鑑。P是大款，有的是钱，他们家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P从不在潘家园买书，不屑！他买书都是在拍卖会上，唐人写经啦，宋版啦，带五玺的啦，总之好的就要，谁让人家有钱呢。其实潘家园也有好书，有位山右书商，常卖些带五玺的书，都是“天禄琳琅”注录的，印玺拿去比对，丝毫不差，但价钱只是拍卖会的十分之一。前日竟拿出《晚唐捺印佛像》，嘉德七月拍目上估价32000，他的只要600，何以如此不得而知。那天差了一步没买到，不然虽是醋瓶比不过，藏书之白眉定与P有一拼。
老师
天津人爱叫大姐，北京人爱叫大爷，嘴甜好办事。当兵的爱听别人叫他首长，工人爱听别人叫他师傅，农民惨点，听见叫伯伯就乐不可支了。买书的人喜欢听的是叫老师，透着有学问。辛老师喜欢研究《易经》，钳工出身的他已是著作等身，前些天还在探究新发现的《孙子兵法》，听说近来又改玩《黄帝内经》了。学问大了，没法子。辛老师还爱给人讲课，无奈没有学校请他，只好给卖书的小贩讲讲。小贩很爱听辛老师的课，也常拿些书来请教，辛老师也就“毁”人不倦。小贩常对辛老师感叹道，还是您懂书，货卖识家，这书只有归了您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最后的结局就是辛老师把书买回去。
南屯小民刘葱石
藏书讲究承传有序，最直观的凭据就是藏章，有名人藏章的书价格要高于没有藏章的书，还有就是签名本。藏章多是篆字，签名本也有许多字很潦草，很难认。Q逛潘家园也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无大收获，一日徘徊中听到小贩间议论：刘世珩是谁？南屯小民刘葱石又是什么东西？Q过去一看，是部坊刻的《四书备旨》，嘉道间刻本，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有两方印，一个是“刘世珩印”，另一个是“南邨小民刘葱石”。玉海堂的藏书Q是不会放过的，讨价还价后，书到手了。卖书的小贩我认得，有些见识，说起精刻本，能讲出大字的《孔子家语》和小字的《五代史》。如此，葱石的印章就有些靠不住了，况且是这种书。
传说中的传说
爷爷的爷爷是清宫里的太监，此一类的故事在古玩行里是老掉牙的套路了。与时俱进，故事也要创新，宫里的不行就来民间的。若干年前，S在潘家园见到半部明套印的《文致》，价钱可观，如遇鸡肋，心有不甘。问小贩能否找全，小贩说，能是能，不过要等些日子。因问：为何？答：书是我们村某家的，其祖上是前清的进士，现在他家里分家，这半部是阿二卖给我的，那半部在阿大家，你想要全的，得容我去买来，急了不行，急了他们知道书好，就不卖了。他家这种有红字的书还有一些，你要的话我下次一并与你买来。S记起千金买马骨的古训，便照小贩所开的价格买了这半部《文致》，憧憬着那许多部的闵刻。S一次次听着那个小贩续讲着阿大阿二的故事，上次见到S时，问起此事，答说快了，就快买来了。
捡漏是件美事，然而也存在着捡错了的风险；倘是花大价钱捡的，那就是一种危险。
买《金瓶梅》的经历
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广州的北京路不像现在这么乱。那时比现在还乱。
那时的北京路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那时比现在还多。
正是七八月份。我和同学跃平从来没经历过这么热的天气，没见识过这么多的人。我们热得想把身上的衣服全扒光，管他雅观不雅观；我们热得想把身边晃晃悠悠的人群变成北方故乡映出垂柳倒影的清凉的小河水；我们热得乱看街上的女人，她们竟然穿得那么少！天，我们那边的女同胞呀……
就是这样。出了广州火车站，我们就被抛入了人流。我们简直有点傻，就像人流中的泡沫，先漂到珠江边的一个码头，问有没有去海南的船票。没有？我们又漂到旁边的一个长途汽车站，问有没有去海南的车票。有？好的，买两张。然后我们问一个路边的老人哪里有书店，不料那家伙居然听不懂普通话，一边摇扇子一边摇头，摇得我们心凉凉的。问年轻人吧。年轻人说：“去北京路啦，不会搞错的啦。”
就这样，我们来到北京路。北京路上没有天安门，也没有故宫；北京路上全是车和人。公共汽车刹车的声音和北京的一样，都可以杀死人的耳朵，我们总算找到了感觉，知道自己并没有出国。街两边店铺门前大都放着音箱，音箱里吼出的声音大都是齐秦的“北方的狼”。跃平说：“这里也唱北方的狼啊！”我抹了一把汗甩在地上：“我们不就是北方的狼？”
在还没有找到书店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花了。我们当时走在人行道上，突然就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那儿，手里捧着一套《金瓶梅》。我们当然知道《金瓶梅》，但只看过“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的洁本，听说在北方什么级别以上的人才能看到未删节的原本。我们还曾开玩笑地说，熬到那个级别，也就老了，看什么《金瓶梅》嘛，浪费！现在这街上的女人手里拿的竟然就是《金瓶梅》！真不愧是开放地区呀！开放就是好呀，我们这么想着，就走过了那个女人，也没敢问什么。走了两步，又有一个女人挡在我们前面，手里捧的又是《金瓶梅》。我们以为还是刚才那一个，因为她们长得差不多：黑黑的，矮矮的，眼睛凹着，颧骨突着，嘴唇厚着，扁扁的胸藏着，脏脚上穿的是拖鞋……可是我们回头一看，刚才那个女人还在刚才那个地方；再往前一看，还有许多手里捧着《金瓶梅》的女人，站岗似的一溜排开，几乎就是每个路灯柱下一个。她们像人流中的桩子，捧着《金瓶梅》默默地砥柱中流。
再走几步，我们想问问了。跃平说，你问。我说，你问。他于是用家乡口音的普通话怯怯地问：“多少钱？”女人笑了：“好便宜的。30啦，是全本的啦，买一套吧。”我对跃平说：“太贵，比我们去海南的汽车票还贵，走吧。”我们就走了。
再走几步，又是一个手捧《金瓶梅》的女人。我们好像陷入了一个圈套。这一次我们连价都不问了，只说：“太贵，不要。”女人却说：“你给个价啦。”我们突然想起临行时人家告诉说，在南方买东西要会砍价，朝着一半往下砍。跃平说：“15块，卖不卖？”女人扭头就走。我对跃平说：“这么砍价可能不行。”跃平说：“反正我们也买不起，砍着玩吧。”
又来一个手捧《金瓶梅》的女人。我们正要说“15”，刚才那个女人追了上来：“15就15，卖给你们了，掏钱吧。”我们有点懵，掏钱的手有点犹豫。女人又催：“有没有搞错呀，快点啦，一会公安来了就麻烦啦。”烦人的“啦啦啦”。跃平也学会了：“你先把书给我们看看啦，是不是真的啦。”女人递过书来，我们翻了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