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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露出玉齿微微一笑，指着坐台小姐说：“小姐，您坐错了地方吧？”坐台小姐恼怒地说：“关你什么事？管得着吗？”这时，杨大惊失色，猛地推开坐台小姐呼地站起来（酒可能也醒了一半）吼道：“怎……怎么管不着？她是我老婆。”等大家醒过神来，想再仔细一睹芳颜时，佳人已影去无踪了。
靓女们顿时讪笑：“科长今天可惨了，准备回家下跪吧。”
要说，杨算是个不错的男人。工作认真负责，长得又帅气，脾气也温和。唯一的缺点，也是他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花心。
他的理论是，天下男人都一个德性，都希望自己的老婆保守些，别人的老婆开放些。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就像女人见了漂亮衣服一样，即使到不了手，也要眼巴巴多瞅几眼。
杨倒是表里如一。
他不像有的男人，人前装得满脸严肃，人模狗样；背地里却是猪狗不如。他敢公开地大大方方地与美女们调笑周旋。那种泡沫爱情把他滋润得很茁壮。
他善于处理内外关系，对外逢场作戏，对老婆情真意切。因此，他一直保持着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良好纪录。
在没见到梅之前，我猜想科长老婆肯定和我一样，长得对不起观众。
自从那天见到了梅，我心中就感到忿忿不平。科长也是的，守着那么漂亮的老婆还心猿意马，四处拈花惹草。真是太不知足了。
心里是那么想，但每次杨出差不在家时，科里派我去梅那儿送工资或什么的，我从不说杨半句闲话。不是因为我多高尚，我是不愿看到梅这样的漂亮女子委屈生气。
梅对我很友好，每次去她家，她总是倾其所有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我。她爱笑，一笑嘴角就微微上翘，眼睛弯如月芽儿，迷人极了。她脸上的笑容犹如冬日的阳光，让你感到暖融融的。
与梅交往很轻松很愉快，我们常常一起逛商店、书店，她从不向我打听科里的事，这让我感到安然。
她爱美的劲，让你没辙。见了她喜欢的时装，她能一件件试个没完。自个儿在镜子跟前照够了，就笑嘻嘻地来问我：“怎么样，好看吗？”我说：“好看。”其实梅真的穿啥都好看。
梅试衣多，买衣少。梅悄悄告诉我，她每月的工资要省下五十元寄给她资助的那个山区特困生。这件事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包括杨。她说：“能帮助别人，心里感到很幸福。”
梅十分爱自己的丈夫，包括杨的缺点她都能包容。她处处用柔情浸染感化着杨。
我佩服她的大度，欣赏她的为人。但我也担心她将来成东郭先生。
中国进入ＷＴＯ后，梅就报名学起了英语，而且学得很起劲，有时还酸不溜秋地给我对几句。白天上班忙，只有晚上去上课。杨有些不以为然了，嘴上说是担心梅的安全，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憋了几天，杨终于装着玩笑的样子对梅说：“嗳，小心点，别让老外把你勾走了。”
梅听后，格格开心地笑个不停说：“老外才勾你呢，我们老师是个女的。”杨乐得哈哈大笑：“嘿，你早说呗，害得我几晚没睡好觉。”
责任编辑维佳
切
■ 吕志青
“切”这个字是阿根廷人从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借用来的。在瓜拉尼语中，“切”的意思是“我的东西”。但在潘帕斯草原居民那里，随着语气和上下文的不同，“切”表示多种多样的人类激情：惊讶，喜悦、悲伤、温存、赞同、抗议。
——俄约·拉弗列茨基《格瓦拉传》
１、背景
２００１年３月，话剧《切·格瓦拉》在上海的蓝馨剧场上演，演出极为成功。演出结束后，剧组人员去复兴公园酒吧开了一个庆功会，之后大家打车回去。三个女演员和一个男演员兴奋劲还没过去，决意步行。走着走着来了状态，竟借着路灯，在马路上演起了剧中片段。一大帮上海人紧跟在后面，出租车司机用车灯帮着照明，街两边的居民打开了窗子。几个演员发了人来疯，走一段，演一段，正剧演完再反串，后面跟着长龙般的队伍，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演员们步行，他们就缓驶护驾，互相推波助澜，气氛很是壮烈。不觉天色将晓，队伍已经走到了旅店门口。
这是张广天在《我的无产阶级生活》一书中讲到的一个情景。张说的这个晚上我正在上海，而且正是那长龙般队伍中的一员。
当时我碰巧到上海出差，顺便去复旦看望在那里读博士学位的老戈。老戈从前跟我有过一段共同的流浪经历。那个晚上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实际上，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混在上海的自由撰稿人。那晚，我们从蓝馨剧场出来之后也去喝了几杯啤酒，喝啤酒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论着格瓦拉，五个人分成了两个阵营。
以老戈为首的一方，在总的倾向上对这个话剧是否定的。在老戈看来，演员带给观众的诱导是偏左的，而这种偏左来源于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上得到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提到了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提到了王国维对哲学发出的感叹：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提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以及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等等，总之一句话，他认为《切·格瓦拉》一剧是在开历史倒车。
另一方则以老戈的一个小个子朋友为首，这位朋友将切·格瓦拉与堂·吉珂德与耶稣基督作了比较，他认为切与耶酥无论在救世思想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极其相似。比如，切曾说，要是有人给我一只手枪，我才上街（游行）！耶稣则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酥多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切则在给他双亲的信中说，“我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
双方的观点是这样对立，由争执几乎发展到动粗。可就在这时，街上突然传来了喧闹声，接着我们就赶上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奇异的街头演出立刻使双方停止了争吵。更为奇异的是，我看到争吵的双方同样为那情景所激动。
实际上，激动的还不仅仅只有我们这些人，许多工人（事后我们知道上海的运输工人在为剧组装台的工作中异常热情连夜加班）、市民和学生（复旦的学生为该剧的演出奔走相告四处张罗）都兴奋不已。
将近凌晨四点，我离开朋友回到我所在的旅馆，可毫无睡意。黑暗中，我看到那个外号叫“切”的阿根廷人跟随菲德尔·卡斯特罗登上了“格拉玛”号游艇，由墨西哥向古马驶去。那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５日凌晨二时。据说这艘游艇是卡斯特罗以一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从瑞典一位著名人种志学者手里买下的，额定乘员八人，最多载十二个人，可他们却塞了八十二人！八十二个人将游艇变成了一个沙丁鱼罐头，八十二个人一齐唱着《七月二十六日颂歌》。天在下着大雨，海上起了风暴。八十二人当中，除了两三个水手和四五名战士之外，大多数人都晕船，又呕又吐的。走了一阵，突然游艇里进了水，偏偏抽水机又坏了，轮机停转了。有人拿来水桶舀水，另一些人则将罐头扔进海里以减轻负载，可忙乎了一阵才发现原来是厕所里的水龙头忘了关上，真的让人啼笑皆非。这还不算，整个航程需要八天时间，到第四天时，每人还能得到一小块干酪和几根香肠，到了第五天却只有一些烂桔子了。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他们几乎是在饥饿中渡过的……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还没准备好。而且，当“格拉玛”号刚刚驶近古巴海岸就搁浅了，不多一会儿就遭到政府军的猛烈攻击，这一仗下来，只剩下十二个人。十二个人转移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打游击。
整个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希望。事实上，大多数人并无必胜的信念，也说是说他们并没能预见三年后进军哈瓦那的胜利，就连切也是如此。切在给他父母的告别信中以他一贯阴郁幽默的口吻说，“我正要去干的这桩事是值得为之牺牲的，尽管这桩事看上去是以卵击石。”换句话说，支配他们的不是理智或者说主要的不是理智……这个夜晚，我头一次开始想到“革命”这两个字的本质含义。
将近凌晨五点，我给老戈打了个电话。果然，他也没有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