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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偷自行车的人说不定就是躲藏在钟楼里的夸西莫多，爱人入睡，他衣锦夜行，与我仅只擦肩而过，转瞬便消失于夜色之中；还有蹲在夜总会门口呕吐着的女孩子，她莫不是乔装打扮的卡秋莎，或者飘洋过海的伊豆舞娘？被夜色掩盖的说书人哪，你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他的的疼痛与欲望，还有她的慌张与迷茫，跟他走吧，也要跟她走，越走越远，直至最后，你会变成他，也会变成她，变成他和她爱或恨的一部分。
我披上了隐形衣，成了别人的一部分，我确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如何才能终成一个手艺娴熟的说书人？我既不能梅妻鹤子，也终不能焚琴煮雪，我已经不能回到我膜拜的时代，但是我能相信疼痛最终被爱意驱赶，相信奇迹会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你的门外响起了一阵轻悄的脚步声，来的人有可能是魔鬼，有可能是精灵，你有可能欣喜若狂，也有可能百鬼缠身，但是，在后半夜里说书的人哪，别怕，去听。
简介
如果我的记忆是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扇窗户，恰好一道闪电从天而降，那么，它的第一束光芒将映照在房间里的何处呢？
一、
一个人，假如他来日无多，甚至只剩下一天可活，那么，那最后的二十四小时，他将何以消磨呢？我经常想起这个问题，但是很是遗憾，没有一次能想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世界上千万种人大概会有千万种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怕是会喝上一整天的酒，有的人会和喜欢的女孩子抱头好好痛哭一场，也许还有人会抢在死亡到来之前先行解决，以此将这最后的二十四小时也省略掉，我就听一个女孩子这么说起过她的打算；再说，住在华盛顿的人和住在曼谷的人，住在北京和住在上海的人，他们各自的方法显然是绝不会一样的，就像我们的降生
和长眠之处也都各不相同，如此说来，我想不清楚这个问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对于住在武汉的我来说，那二十四小时，我到底会怎样度过呢？
——早晨起来恐怕还是要长跑，不为别的，我是个害怕打乱生活规律的人；之后大概会去图书馆把那些藏书搬出来晒一晒吧，虽说图书馆是早就已经破败了，这座小院子平常除了我之外几乎不会有任何人踏足，但好歹我仍是这座图书馆惟一的管理员，墙壁、地板和窗户都是我自己动手粉刷的，临要走了，就像我自己会洗个澡一样，那些书要是会开口说话，见到我耐心地将它们搬到阳光底下，肯定也会感谢我的。
接下来呢？晒完书，应该就是中午了，上街吃完饭，再回来收拾收拾屋子，可能还是会决定去郊外的花圃里转一转吧。我有一片花圃，种着些马缨丹啊小麦草啊风船唐棉啊什么的，对了，还种了些辣椒，这块花圃本来是杜离买下来后准备和我一起开花店用的，当然了，还得加上在飞机上跑来跑去的许小男，他们一个是室内设计师一个是波音…757上的空姐，工作不消说都比我繁忙许多，仅仅只去过几次就几乎不再去了，花店自然也没有开起来，反倒是我，去过几次之后却放不下了，每隔几天就去给那些花浇浇水什么的，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忙完后躺在花圃里的田埂上抽着烟，那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也是别的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最后一次，大概也不需要带上平常要带去的那些小铲子塑料桶什么的了，就去田埂上躺着看看报纸吧。
如此一趟消磨下来，等我再从花圃里回到武昌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夜幕也该降临了，夜幕里的霓虹灯也该亮起来了。
听听电台吧。这也是我每天临睡前都要做的事情。我最喜欢听的那音乐节目大约从九点半开始，一直到十二点结束，电台里的那个DJ对音乐的口味可谓是相当的驳杂，一晚上听下来，从爵士乐到沂蒙小调，从老鹰乐队到被称为“新宿女王”的椎名林擒，风格各异的音乐渐渐就让我恍惚起来，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一到十二点，那声音低沉的DJ就会在《春之祭》的乐声里说：“节目到此结束。晚安吧，还清醒着的人们！”说来也怪，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就像闹钟一样，准会让我睁开惺忪的眼睛。
到了十二点，我也该去到我该去的地方了。
那时候也许会有一阵风？那风应该是从东湖的湖面上生成的，吹过了湖面上的游船和城市里簇拥的楼群，吹过了疾驶的汽车的车轮和我院子里的草坪，吹动草坪边的三棵桑树和树冠里的鸟窝，吹动窗台上晾着的衣服和我从花圃里带回来的马缨丹、小麦草和风船唐棉，吹上我的脚趾和睫毛，就是在这么柔和的风中，我长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等待万物停止，等待灰飞烟灭。
晚安，还清醒着的人们！
如此而已——假如只剩下一天时间可活，这就是我想像中的那一天，没有丝毫不同凡响之处，就像我看过的一本名叫《傻瓜吉姆佩尔》的书，里面说：“当死神来临时，我，傻瓜吉姆佩尔，会高高兴兴地去，不管那里会是什么地方，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纷扰，没有嘲笑，没有欺诈。赞美上帝：在那里，即使是傻瓜吉姆佩尔，也不会受骗。”我虽不是傻瓜吉姆佩尔，但也绝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多么出色的人，无非是一个活在一座普通城市里的平淡无奇的青年男人而已，在我死去的时候，难道会有一个堂皇的葬礼，又或者会有一辆用鲜花包裹了的红马车将我送到下葬的地方？
这样的妄想，在我身上似乎还从来不曾有过。
但是妄想过风葬。
忘记了是在哪本书上见到过风葬的事情，说的是大兴安岭里生活的鄂伦春人，虽说也有土葬和火葬的风俗，为数不少的人还是选择了风葬：人死之后，会被亲人用桦皮包裹好，架在树上，身边放着生前用过的箭杆、狍皮衣和佩刀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连同刚刚失去知觉的肉身一起最终将被慢慢风干。这种下葬的方法我非但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反而觉得有种奇异的亲近之感，恐怕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我这人，是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希望不要生出什么动静的人，到死也还是悄悄的为好，不麻烦任何人，心里也不装任何装不下的事情，有一天果真如此下葬的话，我应该是会觉得惬意至极的。
风葬的事，就这么总是忘记不了了，也和杜离聊起来过。
“不是吧，那样去死也太恐怖了吧。”那次好像是他在武汉广场二十八层的一间写字楼里做室内设计，周末，我过江去汉口找他，在二十八层楼上未完工的写字楼里，我才刚刚说完风葬的事情，他就叫了起来，“你想想，人死了，但是那些鸟倒是有可能跑到你头发里来做窝，简直太恐怖了！”
“也没什么啊，比埋在地底下还是要好许多吧，”我笑着说，“万一有机会复活，也不可能再从地底下走出来了，葬在树上就不同了，要是有机会复活的话，揉揉眼睛直接回家就是了，对吧？”
“是倒是，不过想着被风干了感觉总是不大好。”
“我倒觉得没什么，几千年后要是骨头还在的话，又碰巧被考古的人发现，价值肯定比地里的棺材大得多。”
自打我们认识，大概每个星期都要在一起聚一聚，当然，还有许小男。许小男的工作比我们都要忙一些，几乎每隔一天就要跑一趟从武汉到昆明的航班，不过不要紧，我和杜离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打她的手机，好多次她都是刚刚到昆明，就在飞机的轰鸣声里，杜离要她在电话里唱歌，结果她就真唱了，没办法，小男就是这么可爱的人，似乎永远都长不大，对任何司空见惯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她本来也要比我和杜离小出好几岁。
说起我们的认识也颇有意思，有一天我闲来无事翻报纸，见到一则小小的广告，广告上说：定于某月某日在汉口的一间咖啡馆举办“宁夏返城知青子女见面会”。六十年代，武汉的确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知青去了宁夏插队，我就是他们的后代，杜离和许小男也都是。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虽是从武汉去到宁夏的知青的后代，但是我的父母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即使是后来又回到武汉来上大学，也仅仅只是突发奇想的缘故。不过说来也巧，那天我正好去汉口的一个书商那里送稿子，地方也离那咖啡馆不远，于是就去了，结果也是无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