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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自然生产，我不打针吃药，不希望孩子受到任何伤害。所以从一进产房，医护人员就拉住我的手说，你是最棒的，你真勇敢聪明……她们真心地把各种最好的赞美送给你。我被七八个医护围着。我一边握着丈夫的手，这边的手被护士握着，她不断地跟你交流，一会告诉你怎么呼气憋气，一会赞美你，“你做得特别好，你再使一下劲，你再怎么样就———”不断的交流，边替你擦汗边跟你聊天，问你多大啦，几月几日生的，说她的妹妹怎样，其实我真不关心她妹妹怎样，但这特别能分散疼痛的注意力。
我被真正送到产床上，是早晨4、5点，那个清晨现在在我的心里越来越美好，成为我生命里最重要的时刻。我刚一上产床时有点不喜欢产床的样子，我不愿把脚放在那两个支腿的地方，就抬着，把腿悬空。护士问我为什么不放下？我说嫌铁硌。护士马上说，“那你踏在我们的腰上。”两个护士一边一个让我脚踹着她们的腰直到生产完。一直握着我一只手的护士的手，被我捏青了，是指甲挖进去的。我当时一点不知……
我从心里永远感激她们为我做的，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有像她们一样的天使在帮助我，我才能体验到那么美好重要的经验，我原以为是每一个做母亲的人都能体验的，看来不是。
那是用语言无法说清的幸福。怎么跟你说呢？我从小特别害怕死，记得有死的概念是从6、7岁开始。它在我脑海的后面部位长着一个阴影，它老在动，折磨我。记得特清楚的一个恐惧是，我躺在大洗澡盆里，我妈给我往里加热水，我突然觉得，这盆底下万一有火在烧，我就煮了，像鸡一样。一想到这我一激灵嗵的从盆里蹦出来，把妈吓一跳，说这孩子怎么回事。我叫着说，温度一点点升高，就像有人添柴，烧我一样。晚上我总爱反反复复想煮鸡的过程，想到人死盖上棺材盖儿有多闷气，到处一片漆黑，想得睡不着，抛不开就老问大人，人死后会怎么样，妈说，死了就睡着了，没那么可怕。爷说，你还是人伢呢，爷先死，你不用怕。可我控制不住脑子，每一想就神经质一激灵。这种感觉一直伴随我，一直到远嫁英国，结婚时躺床上，睡着睡着觉就死了，大叫，丈夫就摇醒我，拥着我说，你已经长大了……我发现我无法“长大”，因为哪怕就是在怀孕时我也被死梦纠缠着。
那个早晨5点钟，隔着产房窗帘的薄纱，我感觉天已经亮了。在剧痛时头脑是完全清醒的。跟我“交流”了半夜（从12点到5点）的护士们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鼓励、赞美我，在最后的冲刺中我已经感觉疲累了，我自言自语：太难了，为什么这么难？一个一直给我按摩的胖护士在我肚子上两手一按，冲我激动地叫：头出来啦！这时我的脑子还是很理性的，噢，用劲！我命令自己。哗———那一瞬间，就是孩子完全出来的那一瞬间，理性不知怎么消失了，突然从脑后面蹦出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天哪！我不会死了，永远也不害怕死了！不管我这个躯壳怎么死，我的另外一部分诞生了。我沉醉在这种感受里忽然觉得身体轻飘飘，像驾着一片白云不停地向上、向更高的天空飘……好舒服呀！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这种感受太奇妙了，好象不是在我的脑子里发生的，人家（周围的人）可能以为我流泪是因为生孩子高兴，可我的真实感受是，我因此不怕死了，再生了。对，就是再生的感受。我的外婆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小时候她常给我说教，可我一直没能投身进去。我后来想，再生的感受可能是外婆早已体验过的，不然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安详。
“溶血”现象与“文化溶血”（2）
这个早晨，是女儿的新生命给了我内心的安详。后来我很少被死梦纠缠。我永远记住了这种感觉。所以，我喜欢做母亲，尤其喜欢怀孕生产的时期，我觉得那是一个女人离上帝（幸福）最近的时候。
带着这种美好的经验和期待，我在１９91年又怀孕了。那年我已经32岁，与第一个丈夫离婚，与深爱我的中国丈夫刚结婚不久，定居在中国。我们那时还没有家，住昆仑饭店。那晚刚洗完澡躺床上，一侧身就听啪的一声，像气球爆炸了一样———破水了。我大声叫正洗澡的丈夫：快给楼下接待台打电话，快叫车来！丈夫叫着别慌，他却自己慌得穿不进裤子。我说，没事，我有经验，就自己打电话。10分钟后我被抬到轮椅上下电梯，然后塞进出租车，开到协和医院。
丈夫叫急诊，我坐车里等待。然后他们推出一平板让我躺上面。我说我自己能走进去，丈夫说不行。我就爬上了平板被哐当哐当推进医院。丈夫和护士把我推进楼道，先是丈夫急着办手续走了，护士也在转眼工夫不见了。我一人躺在平板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并没觉慌张，只是很孤单。可等半小时后，我发现下身的羊水已经滴哒成河，流到地面，有过往的男人好奇无知地冲我瞪大了双眼，我一下子觉得特别羞愧尴尬，为什么这样把我一人丢在这儿？我的情绪坏透了。接着我又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因为根据我第一次的生产经验，破水后半小时我的孩子就该出来了。难道我就这么把他生在走廊里？我急得哭出了声。
幸好丈夫赶来了，他慌乱得比我还狼狈，一连声地解释，办手续急死人。然后丈夫一把拉住护士问我是不是马上要生。护士推着我进产房，不紧不慢说早着呢。可事实是，我已经要生了，很快。我不知怎么配合他们，因为我对这个环境太陌生了，头朝哪面躺上去？他们不给你明确的指示，什么时候用力？我第一次的经验不知怎么用上。一个男大夫一个女护士，他俩就那么严肃地站在我身边，不说一句话，也不鼓励你。顶多有半句：“再使点劲！”就再也不言语了。幸好他们允许我丈夫在身边。孩子头出来时，医生说让我丈夫出去一会儿，怕细菌感染。我看到丈夫带着很激动又复杂的表情出去了。我想可能是时候了，就调动身心，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等待那种再生的感觉。唿啦———儿子从我身体里出来的那一刻，好像动静挺大。啪啪！他哇地哭出声。可我却没能流出幸福的泪。这么说，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对，8斤健康的大儿子还不足以让母亲流泪吗？我指的不是这种幸福的泪。我是说他没能让我再一次体验那种超凡的幸福感觉。没有！老实说，我当时特失望。我以为每一次生产都能有第一次那样的时刻，怎么会是这样呢？我的儿子就这样平平常常出来了，他一点也不震撼我甚至都谈不上刺激，怎么会这样呢？我当时除了特失望还夹杂着莫名的委屈和对周围人的怨气。一直到出院回到家，我的情绪似乎都没能调整好，总是疲疲遢遢，精神不能饱满地拥抱我儿子……
儿子已经长大，女儿已进入少女时期了。有时，面对两个孩子，我常想我对他们的爱会不会因为生产时的不同体验有轻和重之分？不会。可为什么女儿的一举一动会那么特别地牵动我的心？是因为她没有生活在我身边？可能不仅仅是。我想一定是与他们最初始的生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与我的生命相连和分离有关，因为我与女儿有共通的女人独有的生命特质，所以我更能够与女儿产生心灵的感应。
或者，仅仅是因为生命诞生时刻所处的环境和母亲的情绪不同而体验不同？我一直搞不懂。
医学上有一种病叫“母儿血型不合”。也就是新生儿溶血症。是由于两种类型的母儿血型不合，引起胎儿溶血甚至死亡。
最初我的确是想与虹谈谈她与另一种环境的“文化溶血”的问题。可是她并不认为在她身上有“溶血”现象。包括她第一次婚姻的死亡，她解释说并不是由于“溶血”。虹说她所理解的文化溶血，是反映在夫妻间、家庭间由于不同人种、国籍及不同生活方式等产生的交流障碍和生理、心理感受的不适和排斥。
她的确没有。
有趣的是，在她的二次生育经历中，不适和排斥却恰好反映在她从小融血的文化环境里。
有一点我也一直不解：为什么在访谈的近百名生育母亲里，少有像虹一样把生产经历看成是一个自然而又特别美好的经验的。而更多反映出来的是痛疼带来的痛苦、压抑甚至怨恨。是我们越来越缺少自然的母性力量还是我们承受疼痛的能力退化？因此我们体验幸福的心灵也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