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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由于陈伯达无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呆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到天津去工作。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
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与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提解学恭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有一次天津的大学生两派互斗，一派被围，断水断电，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我马上到天津去解决，我当晚到天津就到现场，解决了一方之围，但我被另一方层层包围，几乎要被挤死，幸而解放军给我救急，找到一个吉普车，把我推进车上，匆匆开出，这是我经常感念伟大的解放军的。
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 ※ ※
这里提到的王亢之、江枫，都与陈伯达有较多的来往。在陈伯达倒台之后，王亢之、江枫以及天津作家方纪，均被当时的天津报刊称之为“陈伯达在天津的死党”。1968年初，王亢之在被江青点名之后自杀。在自杀之前，王亢之留下遗嘱，把他所珍藏的宋版古籍送给陈伯达。
1979年初，身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从报上得知王亢之平反的消息，马上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把王亢之送给他的两部宋版书，交还给王亢之家属。
陈伯达还回忆起，在“中央文革小组”，他与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陈伯达说：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江青提出：“你要逼死一个文艺编辑。”
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什么文章，怎么会是我要逼死他？
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
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作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怒。我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样的借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这些事只是当时听说，没有做任何事实查对）。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踏。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在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
“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xx（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不断与江青对吵。但是，陈伯达不能不容忍江青，这全然是因为江青是“第一夫人”：
一家报纸有一个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张像片，又找到江青一张，就拼凑在一块。据说，这是那个文艺编辑授意的。我原不知道这事，有一次开会后听说过，也没有再去询问。但有一次会议时，江青忽然对这张像片事发言，大意是：“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
我插了一句说：“你说我要逼死他，谁敢给你说？”
江青便大声说：“你造谣！”
周总理接上一句：“你是说过呀。”
江青就跟总理对顶起来。
这时我离开会场，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又要进会场。周总理说：“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觉得可不再参加会议，就回到住处。
当夜，有两位同志来，一个当时在总理处管警卫工作，一个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一见，就觉得总理的高义盛情，深为感动。我说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这样的话，后来我也跟别人说过。
此事以后，我才通过宣传联络员去了解这张像片的制作的经过，也才看到这张假照片。
第四十三章 自杀风波
就在毛泽东冷落了陈伯达，把他撂在一边，忽地从王力那里传出爆炸性消息：陈伯达要自杀！
消息是绝对可靠的，因为那是陈伯达亲口对王力说的：“很紧张，想自杀。”
王力当即劝慰他：“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陈伯达却答道：“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理论家”到底与众不同，自杀还要查一查书呢！
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是马克思的女婿———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
陈伯达的思想压力，确实是够重的。毛泽东在2月10日那几句分量很重的话，不时在他耳际响着：“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至为重要的话：“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泽东这话，指林彪，也指陈伯达。打倒陶铸，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陈伯达都未向毛泽东报告。
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深知毛泽东的话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论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泽东一推，你就会倒。彭德怀如此，刘少奇如此……
摆在陈伯达面前的道路有两条：要么检讨，要么自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决定于2月24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陈伯达是怎样度过这次比郑州会议更险峻的政治危机呢？
陈伯达闹着要自杀，王力劝他还是写检讨为好。
“我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写检讨？”陈伯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