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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共六个方面，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相互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另外，还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显然，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尽管《二月提纲》在正式发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在不久之后便支持江青的《纪要》，而斥责《二月提纲》为“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准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据王力对笔者说，他记得，他所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到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写出初稿。
初稿在钓鱼台讨论。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即称《二月提纲》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鳅还滑。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参加过《二月提纲》的讨论，并和彭真一起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刻，他一甩袖子，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提高了嗓门痛斥《二月提纲》。这么一来，《二月提纲》仿佛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谓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固然正是他晚年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陈伯达作为《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
第十九章 “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提名
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
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