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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关锋对笔者说，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文末提及应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向来对中国哲学史有兴趣，便翻看了关锋的文章，十分喜欢，竟写下一段批示。于是，关锋这支笔，便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把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找来，为的是一起商量，落实一项工作：在1963年，毛泽东便已提出，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一次，他建议为这6本书的中文版写序。他召来5人，加上他自己共6人，正好每人给一本书写序。他自告奋勇，要为《共产党宣言》一书写序。
不过，在长沙，他们只是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召集他们，读一段书，论一段，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写好序言。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此书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写了《再版前言》）。
“这是在给我编《论语》！”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听说，中宣部也在编这个东西。”
陈伯达吃了一惊。他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编《毛主席语录》。
在陈伯达看来，不论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是中宣部，都没有资格去编《毛主席语录》，最权威的编者理所当然是他。何况，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岂肯把这杆大旗拱手让人！
回到北京之后，陈伯达马上找人，着手编选一本最富有权威性的《毛主席语录》———
“理论家”最喜欢赶浪头，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电子中心论”转移到新编《毛主席语录》上去。
不过，他编的《毛主席语录》尚在进行中，便被来自上海的惊人消息打断了，以致他再也没有心思把新编的《毛主席语录》编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第十六章 与江青互相利用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友人王麦初说：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大左派”们的反应如何呢？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作“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当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20来天，毛泽东电召4人前往杭州。这4个人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6本书。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了上海探亲。
陈伯达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锦江饭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从12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会议的气氛非常神秘。陈伯达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背靠背“揭发”罗瑞卿。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软禁在上海建国西路618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今波兰驻沪领事馆）。
林彪在会上猛烈地攻击罗瑞卿“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冤案，自此时拉开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罗”。陈伯达作为“秀才”，对于罗瑞卿接触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弹”。不过，会议那紧张的气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
毛泽东正忙于处理罗瑞卿问题，陈伯达没有机会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仍嘱陈伯达回杭州去。因为关于为6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还要照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5位“秀才”开会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的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
毛泽东的谈兴确实很浓，话题广泛，思维活跃。谈着，谈着，他谈起了《红旗》杂志，陈伯达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所载邵友勋（引者注：朱波的笔名）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在对邵友勋的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非常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话———虽然毛泽东是在那里趁兴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