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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解读跨越坎坷终显大器的杨小凯
青近军
2001 年4 月24 日上午，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M·布坎南，在美国费城对来访的北京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说：“有一个中国学者，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詹·布坎南说的这个人，就是现在身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州社会科学院院士的经济学家杨小凯。
当1998 年出版杨小凯的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时，该书的匿名审稿人是这样评论说：“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然而，詹·布南坎与审稿的学者们却一定没有想到，这颗已在国际知名的经济学界耀眼新星，曾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生磨难，受到过长时期的炼狱锻造，不仅通往学术高峰的攀登之路数次被几乎阻断，就是连他的生命本身，都差点被消灭。当然，那一切都是发生在“极左”专制及其刚刚解冻的年代。如果不是杨小凯本人的奋力拼搏，那段人生的每一截黑暗岁月，都足可以摧毁他任何向上进取的念头和想法。幸好苍天有眼，上帝最终驱走的是魔鬼与苦难，给我们留下的是学者杨小凯与他杰出的《经济学原理》。
杨小凯于1982 年在武汉大学以助教身份、在学术界悄悄崭露头角之前的名字，是叫杨曦光。
而杨曦光的经历，却充满了包含着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并且无可争论地进入了中国当代的历史。
杨曦光的中学生活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度过的。1965 年他在一中初78 班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时，几乎没有外人能从他那文静、朴素，甚至腼腆的形象中，看出他是一个高干子弟，而倒十足像是一个平民后代的模样。在省委省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长沙市第一中学，杨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与那些依仗父辈的职权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纨绔儿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是不是从那时起，杨曦光就有了做学问而不是从政入仕的想法？对这一点，就是今天的杨小凯也未必能回忆得清了。然而，1966 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却偏偏将杨曦光深深地卷进了政治，他那也许有过的做学问念头，能够让他施展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与红卫兵油印的传单了。杨曦光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视积极投入“文革”，当作是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的最好表现，当作是参加革命事业、诚心诚意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具体步骤。他们将自己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满了忠诚、热情的全部青春，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那场后来又被称之为“浩劫”的运动。然而，标榜为革命的“文革”，最终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么“走资派”，不是什么逍遥派，也不是什么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认认真真、热情忠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开初积极参加“文革”的杨曦光，就是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们中的一个。1967 年2 月4 日的湖南的“文革”运动，发生了一件大怪事：到处鼓噪人们起来造反的中央文革，这天突然下令让湖南省军区部队出动，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对中央仍忠心耿耿的造反派与红卫兵，对此，没去责怪中央文革，却只认为是省军区向中央谎报了情况，因而，对军区充满了愤怒。杨曦光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虽也是造反派，但当时却还不是军队镇压抓捕的对象。然而，对被捕工人群众的同情和对中央的无比信任，使时年十七岁的中学生杨曦光愤然与强大的省军区发生了对抗，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刺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其结果则是使杨曦光第一次尝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军队抓去，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监禁了两个月。然而，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不但没挫去杨曦光的斗志，反而使他成了长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称赞，被人钦佩。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军区抓人、敢于在监牢里领头唱“坐牢算什么！”的经典革命歌曲、敢于在狱中用绝食行动向狱方争取“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等。
对杨曦光这批中学生，省军区自然是大伤脑筋，捉、放两难。最后，借中央派人干预之机，在二、三个月后，只好一放了之。
二个月浪漫多于苦难的铁窗生涯，不仅没有使杨曦光从“文革”风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卷得更深，促使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进入了新的层次。1967 年下半年至1968 年初，杨曦光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随着“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与思考逐渐转向了中国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对“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断地在作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如：《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积极投入捍卫毛泽东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国向何处去？》、《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就是这些被用大字报和传单予以公开的、不再局限于派性争执、而已扩展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性文章，让杨曦光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他于1968 年2 月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并且是不再有光环与浪漫、不允许发出任何歌声、不允许任何绝食行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只体现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与“劳改队”，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使杨曦光因其思想、言论致“罪”、遭此磨难的不是普通的“走资派”，也不完全是省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而竟然是当时正权倾中央的一批顶级大人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几乎整整大半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马。一个时年仅18 岁的红卫兵，一个普通的小百姓中学生，竟然由这些排前几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马，指名道姓的予以镇压，这不仅在“文革”中，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属罕见。这次镇压发生在1968 年1 月24 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领导人，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杨曦光当时并未与会，而尚在长沙街头贴他们的大字报。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那一次中国最高规格的指控与“审判”，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之中，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杨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