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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开始砌砖后，只剩下我们俩在我工作的角落，我们俩一边工作一边聊起天来。我发觉他其实是个健谈的人，他讲一口稍带浏阳腔的长沙话，言谈根本不像个乡下人。几天后，我才发觉他是那种“大智若愚”的家伙，故意装傻，装成没知识，其实他是个极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一块工作了两个星期后，他悄悄告诉我他是刘凤祥的朋友，刘凤祥被杀时他也被关在六栋里，像侯湘风一样他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来死刑判决被撤销，他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我一边砌砖，一边问：“你知道刘凤祥临死前有什么遗言或反应吗？”“我从一个犯人朋友处听说，人保组一九七零年初到建新农场十大队来调刘凤祥回长沙时，刘凤祥把他所有的衣物都送给了其他犯人。人保组的人命令他把所有东西都带上，但他却说‘不必了’。看来他已经知道那次回长沙是与死刑有关。但犯人都说他的表情非常镇静。但是一到六栋里，他被戴上‘死镣’后，他马上大喊冤枉。”看样子郭中柱和我一样，也在暗中调查了解有关刘凤祥的一切。他的话使我忍不住要落泪，我想起了那个凄风惨雨的早春，我回长沙时心中的恐怖。
我忍不住问到张家政、零零七密件和雷特超的关系。郭中柱眼中有一丝恐怖，很不情愿谈这个题目。我站在竹木结构的高架上，用砌刀敲着砖，假装没有看到他的表情，告诉他“灰浆桶已经完了！”他也假装没有听见我的问话，挑着空桶走了。好多天后，他自己主动跟我谈起雷特超。“雷特超是个极有激情的人，他喜欢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职业革命家的书”，郭中柱一边把最后一块砖从砖夹子里取出来放在一大堆排在我身边的砖堆上，一边说——四桶灰浆还有三桶是满满的，他可以休息一会儿了——“我们讨论了好多次介入文化革命的策略后，他决定参加‘湘江风雷’，首先掌握他们的小报，同时争取影响张家政。”郭中柱靠立在一根脚手架的木柱边，看我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墙。“老刘曾经对张家政有个‘不懂政治，人格低下’的评语。雷特超找张家政之前，知道老刘的观点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二十三号与张家政同住一块时对张的评价。“不知道。但那时老刘也认为，如果一种思想没有通过群众性政派影响一大片人的利益，则不会形成政治实力。大家都认为要参与一个群众性政派。”我知道他所指的“大家”是他们这些曾经被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至于他们有没有有形的秘密组织，这是个我最终关切的问题，但我不敢贸然问他。郭中柱的话使我想起刘凤祥关于逐个地传播他的政治观点的效率的观点。“但是张家政不但不合作，还在他们内部追查‘零零七密件’的活动中注意到一批从劳教单位出来的右派分子对‘湘江风雷’的‘渗透’。他为了表明他是与‘反革命’造反派不同的‘革命造反派’，竟秘密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破获这个右派分子的‘反革命组织’。”“他怎么知道有什么‘反革命组织’呢？”我连忙问，手中的砌刀不由自主停下来。“”没有回答，郭中柱又挑着刚空出来的一担灰浆桶走了。我心中在默想：老刘和雷特超肯定确定了参与造反派，通过这个政派，把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变成文革中的“准”政党式的活动，因而影响千万人的计划。而张家政却破坏了这个计划，反而使这些反对当局的知识分子密谋团体（不管有没有有形的政治组织）暴露了。我不想再问，我想细节并不重要，了解到实质就够了。我想起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个标语“文化大革命中暴露了阶级敌人，现在是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隐患彻底消灭的时候了！”我又想起张九龙关于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给不满共产党的市民以机会发泄的话，也许毛泽东这种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就从根本上注定刘凤祥利用造反派的策略难以奏效。张家政可以通过支持毛泽东、反对周恩来来使自己合法化，他为什么要支持“右派分子及反革命组织”呢？也许雷特超的失败不是张家政的个性造成的，而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对这些右派的策略极不利的问题。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造反派，这些造反派都会是右派分子的支持者。我一边想，一边在替老刘难过，他的失败也许不是偶然的。过了两天，我想起有一个细节却有实质意义。我问郭中柱，为什么刘凤祥一九七六年被当成操纵“省无联”的黑手被判刑，而那时雷特超和其他人都没被判刑呢？郭中柱用手揩掉由于寒冷掉下来的鼻涕，将它擦在脚手架的木柱上，眨眨眼，慢慢说：“老刘一直反对有任何有形的政治组织，这大概是张家政追查雷特超的‘组织’时没有牵涉到老刘的原因。”我想起老刘临死前所说“在现在的中国，搞秘密政治组织几乎不可能不被破获。”我始终不敢开口问他“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中国劳动党’，老刘是否参加了这个党？”但从与他的谈话，加上我想起老刘说过的一句话：“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政治实力，不一定要有形的组织。”我找出一个判断，大约老刘一直主张积极的政治活动，但不主张有有形的政治组织，而雷特超和其他几个被杀的人是主张成立一个“劳动党”的。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就是通过发展与造反派领导人的关系，把他们右派政治观点和主张转变成公开的群众性政派活动。
春节到了，有两天休息——没有政治学习。春节前我妹妹杨晖带着一提包食物和书籍来看过我一次。食物中有两罐炼乳，还有一包咖啡块和一包可可粉。我们基建组的所有人除开我这个过去的“高干子弟”，从未见过咖啡和可可。春节那天，我请卢国安在监房里用一个我们自制的煤油炉煮了一大脸盆咖啡和一脸盆可可（平时在监房生火是非法的，但犯人总偷偷地背着干部煮东西吃）。几位泥工师傅和学徒加上我的小工郭中柱坐在卢国安靠监房后部的窗口边的铺上喝咖啡、可可过除夕夜。大家都对第一次尝试这种“洋玩艺儿”十分感兴趣。尽管我们放了不少糖，还是有人在皱着眉头叫“苦”。卢国安家里是长沙市郊外菜农，喝了一口咖啡，连连咂嘴，“怪不得‘政府’（意指当局，干部们常常自称‘政府’）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得不得了，这真是一点不假。他们天天喝这么苦的玩意儿，真是活受罪！”大家哄堂大笑。政治犯们每天不开这样一个政治玩笑就觉得肚子里对共产党的气不能消。郭中柱慢慢品味着热咖啡，满脸热气腾腾。我从众人满意的神态感到一种慷慨的自我满足。郭中柱靠近我说：“老刘文革中很早就注意了你，他不喜欢张家政，但却很喜欢你和张玉纲，他认为你是这一代人的一块牌子，他说‘我们争取到杨曦光会是个极大的成功！’。”我心里暗暗吃惊，眼角看着左右，发觉其他人都在大声聊天，没有人特别注意郭中柱的话。在这春节的夜里，我回想起一九七零年初在左家塘老刘那次与我的密集的交流，我那时怎么就没有认识到我早就是他的“目标”呢？一个月后，我突然从其他组一位犯人口中得知，郭中柱很可能是出卖他的被杀的几位同案犯（老刘、雷特超和另两人）的人之一。但此人只说是听到犯人中的传说，并没有确切证据。我想起我曾问过郭中柱他被判死刑时感觉的细节，他默不作答，我再问他是否感到了巨大的恐怖和强烈的求生欲，他点头默认了。从他的气质，我感觉到，他是那种对个人得失很敏感的人。我凭直感，相信在死的威胁面前，他完全可能出卖同志。“怪不得，他从不肯直接谈他自己的案情，从不肯直接谈‘中国劳动党’的情形。”我对自己说。从那以后我的“小工”又换了别人，我们再没有像以前那样深谈。我对老刘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