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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这些报纸后不久，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原来单位（一个建筑公司）就派人开着小汽车来接他们了，他们获得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由于建新农场远离长沙，没有大队的造反派来迎接他们。但那时的中国，小汽车是只有高级干部才能坐的，“他们是被小汽车接走的”这个消息本身就使所有的犯人和干部十分震惊了。这种事大概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劳改干部们再也不逼我们认罪伏法了，他们显出迷惑的神色，不知道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反革命分子，居然带着红花，坐着这些下层干部没有机会坐的小汽车趾高气扬地走了。那一段，犯人们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干部们没有太多精力和兴趣找我们的麻烦。王师傅根本没有履行他对我的誓言，他一平反出去了，马上就卷入了政治，他成了他的公司中批林批孔办公室负责人，专门负责复查和平反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的案子。我为自己的预见的准确感到可悲：平反是种任何被迫害者无法抗拒的诱惑，毛泽东又把造反派捆在他的战车上向比较理性的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开刀了。可悲的是毛泽东的非理性却是与平凡和反迫害的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卢国安虽然也为师傅的平反感到高兴，但他更多的是不高兴。他不高兴的是这个运动一来，使他失去了更多的参加演出的机会。原来前一段时期，复旧的气氛占上风时，关教导员在三大队组织了一个文艺组。犯人中多的是艺术人才，有会各种乐器的人，有会唱、会编剧、会演戏的人，还有会玩杂技的人。卢国安的笛子吹得极好，还能打一手好鼓，曾爱斌会玩杂技，他们俩都是这个文艺组的成员。这个文艺组不但在三大队给犯人演出，而且到其他大队和场部去演出过。一九七三年中国人民已经有四、五年从未看过除样板戏之外的演出，因此这个文艺组的节目很受犯人、干部和周围老百姓的欢迎。在场部演出的那天，很多农场周围的老百姓都走十几里路来看。卢国安是个长得特别帅的男孩子，进牢门时才十五岁，那时也才二十多岁，皮肤白白的，圆圆的眼睛，深深的双眼皮，笑时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细细密密的雪白的牙齿。每次演出，他化了妆后在台上特别引女孩子们的注目。卢国安是个向女孩子“射媚眼”的“专家”。每次有女孩子从犯人们身边走过（这是犯人极少碰到的事），卢国安总是不知不觉之间向她猛射一通媚眼，等女孩子走远了，他可以告诉我们她的面容的每个细部，她的每个细小的举止。当然，他演出时，女孩子对他的注意，他一定都一一录在他的眼睛里，绝不会放过的。
那次场部演出后不久，卢国安突然病了，一般病人都要犯人李医生开一个条子证明确有病才能在家里休息。卢国安也没有病假条，他就是躺在床上不出工。中队的何指导员在监房里查号子时，看到他躺在床上，厉声问道：“卢国安，有没有病假条？怎么躺在床上不起来呀？”“报告何指导员，我没有病假条，我就是病了，你拿三杆枪指着我，我也不能出工。”卢国安躺在床上翻了个身。何指导员把眼一瞪：“你又跟我来横的呀！”他知道卢国安顶撞干部是有名的，但他也知道卢国安劳动效率极高，所以何指导员嘴巴虽硬。但看得出还是喜欢卢国安。”何指导员你今天就是把我剁成肉饼，骨头磨成粉，我也出不了工！”何指导员搬出一张凳子，慢慢点燃一只烟，摆出一付慢慢与卢国安讲理的架势，似乎卢国安不出工，他就坐下来陪到底。卢国安这下反而慌了神，但嘴巴还在硬，“你把我捆起来拖到田里去，我不做事，你打天也没有用！”何指导员最后终于让了步，让卢国安在家休息一天。何指导员刚出监房门，卢国安就找到李医生，要在李医生去场部医院取药时与他一块去场部。自从这次病假后，卢国安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请一次病假。他是个从不生病的人，身体结实健壮，杨师傅有几次早上最早起来开玩笑，掀开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被子检查谁的鸡巴最硬最大，每次都是卢国安第一（早上男人憋着尿，阴茎常常是硬的）。两个月后，一天夜里，卢国安神秘地爬到我的床上，低声说：“师兄，你师弟今天有困难，你一定帮个忙。”我忙问什么事，卢国安从贴胸的里衣口带里拿出一张小心地用布包着的纸，递给我：“这是我一个女朋友的信，我得写封回信，我实在是喝少了墨水，写不出好情书，真是隔着玻璃亲嘴——润不出味，你墨水喝得多，驼子作揖——起手不难，非得帮这个忙！”我不客气道：“那你可得把你和她的故事一点不漏详详细细告诉我，我才写得出你的真情实意呀！”卢国安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脸也红了。但还是低声告诉我这段故事。原来卢国安去场部演出后，场部医院药房的一个护士（自然是劳改干部的女儿）被他那美妙的笛子演奏和令她神魂颠倒的面貌迷住了。卢国安归三大队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由李医生转来的信，信上说她被他那美妙的笛声迷住了，她正在学习小提琴，希望跟他交个朋友。可想而知，卢国安被这封信刺激得兴奋了几夜，于是他就老是“生病”，老是要到场部医院“看病”，当然只有药房的那位小姐才能治好他的病。卢国安也不能老生病，老去场部，那天他想他心上人儿想得急了，只好请我帮他写情书。这样书信往来加“非法”的约会，终于被干部发觉了这“反革命犯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事件”。卢国安有几天没出工，被留在监房里接受干部的审问和调查。干部能发现的物证只是卢国安手里的那个女孩子的信，终于没有给卢国安的任何惩罚。只是在大会上，卢国安被点名批判，被当成继续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反革命分子。卢国安和我非常感谢那位女孩子，如果她把由我执笔的那封情书交出去。那我们可就大倒霉了。少则带铐反省，多则要坐小号子。
一九七五年底，劳改队呈现一片升平景象，旅以上的国民党官员（历史反革命）都被释放了，邓小平当副总理推行比较右的政策，使人感到政府的理性正在恢复。社会上出版的可读之书越来越多。我和卢国安商量，跑到建新农场外的广仙洲新华书店去买些好书。卢国安自从坐牢以来有六七年没有照过像了，他进牢时才十五岁，现在已经二十一、二岁了。所以他想去广仙洲照相馆照个像寄回去。于是我们与生产组长钟师傅讲好，我们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到广仙洲去，如果有干部来了，就说我们去解手去了。钟师傅是个“懂味”的反革命分子，与我们关系极好，基建组由他带着单独修造一座仓库。没有干部跟着我们，干部只是偶尔来看一看。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快满刑的人，干部认为我们没有逃跑的思想。广仙洲是个比茅丝铺大得多的小镇，离建新农场场部有二十里远。有些犯人逃跑就是先跑到广仙洲，再没法从广仙洲乘船逃离这个洞庭湖中狭长的岛。我们都戴上帽子，遮住劳改犯特有的光头，脱掉劳改棉衣、棉裤，剩下里面早准备好的没有劳改字的衣服，急急忙忙上了路。从农场走进小镇，那种多年没有看到的城镇景象使我感触很深。商店密集的街道，老百姓的穿着，甚至街道本身（要知道，我在建新农场六七年没有看见过这种较宽敞的街道了）都使我感到城市文明与荒远的农村的强烈对比。刚走进小镇时，街上政府的有线广播使我们记起即使这里已不是劳改队，但仍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喇叭里正在广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们感觉得到又一个政治动乱的时期来临了。我们在新华书店匆匆挑选了一本《各国概论》（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地理情况的书），北大编辑的新版《世界通史》和几本上海出的《译丛》，又到照相馆拍了两人的合照，写明家里的地址，请他们寄到长沙卢国安家里。我们得在吃中午饭前赶回劳改队，于是马上又一路小跑地朝建新农场走去。回到三大队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没出任何事，除了钟师傅，没有人知道我们跑出建新农场了。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卢国安没有逃脱戴铐反省的惩罚。报上批判邓小平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劳改农场每天夜里政治学习时间，犯人都要表态、批判邓小平。我和卢国安都拒绝发言，我总是坐在角落里看我的书。有天，我和卢国安加班修一个水泥坪，回来迟了，监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