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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色苍白了。
这次批判大会一个星期之后，大队又开过一个动员“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大会。大会上，大队长表扬刘震宇有很大进步，刘早已表示认罪服法，不再上诉。接着，刘震宇就被派去守瓜棚，当“自由犯”去了。自由犯有的守菜棚，有的守瓜棚，他们都独自住在监房外田野上的草棚内。没有干部监视他们，行动相当自由。够资格当自由犯的都是干部信任的人，干部相信他们不会逃跑，不会搞当局不喜欢的活动。所以刘震宇得到自由犯的身份，说明当局已经十分信任他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产生了两种猜测，也可能刘震宇从来没有逃跑的思想，也十分遵守监规，他只想遵守合法的程序申诉，所以干部批判他不认罪，但并不妨碍信任他当政治犯；另一种可能是，刘震宇本来就当过共产党干部（一九五七年之前），也许劳改局对当过共产党干部的人从来就比较信任，不管什么原因，总之，刘震宇当了自由犯，这是当时劳改队犯人中最高的地位。他的行为比以前更加驯服，经过那次批斗大会之后，他见人就低下目光，一付顺从和自卑的样子。他再也没有申诉过，直到一九八七年中共为所有的右派分子平反。这大概是劳改当局改造政治思想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了。宾师傅我差一点杀死宾师傅，我后来的好朋友。
我从建新农场被“人保组”押回湖南省公安厅看守所后，与宾兰庭师傅同住一个号子。文革“二月逆流”时我因支持“湘江风雷”被保守派抓起来坐过牢，正好就是关在这个公安厅看守所。四年后重进这个看守所，心情特别凄凉。四年前，我和被关的造反派的朋友相信不久就会平反，我们在监狱里绝食抗议，要求与当局谈判，不到一个半月，我们就被释放了。而这次，我是被毛泽东、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亲自点名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我回长沙的路上，看到到处都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到处都是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布告，上面名字划满了代表己执行死刑的红叉叉。刘凤祥已被杀害，而党团员还贴出了“强烈要求人民政府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张家政”的标语。我坐在送我去公安厅看守所的车上看到这幅标语时，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我想起了一九五零年代初的镇反运动，那时很多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和地方绅士就是当局根据这类呼吁，以“民愤极大”为由，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执行死刑的。一走进阴森可怖的“模范监狱”，我就听到死刑镣“叮当叮当”的响声。那响声时时提醒周围的人，有同类正在清醒地、不可抗拒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我一走进十三号，就看到靠窗的木床上一位白发老人坐在被窝里。这个木床占了整个房间的一半，大概可躺三、四个人的面积。后来我知道他叫宾兰庭。我对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他可能是当局派来监视我的。因为我当时怀疑自己也会马上被判死刑，在人世间的日子已不久了。而监狱当局总是把死刑犯与其他犯人隔绝开来，并派一个他们较信任的犯人去监督他，以免他自杀或出其他意外。
宾兰庭从床上爬起来给我让铺位时，我才发现他个子矮小。他脸型长，看去很古怪，是那种比较难看的中国人。他脸上是那种典型的世故中国人有意装出的麻木表情，看去似乎呆滞，实际上却使人感到脸后有脸，后面的脸一定是一种复杂、警觉和提防的表情。他的穿着不象工人，不象干部，而像闹市区的市民，这类人的背景最为复杂。我由于有种“临死前的偏见”，对周围一切安排都会猜疑为与自己的死刑有关，所以对宾兰庭没一点好印象。安顿好铺盖后，我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短短的一生，少年时代一些美好的景象，甚至歌声、气味都浮现在我脑海中，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我产生一种对世界的美好印象，我强烈地希望活下去。人间的一切，哪怕是痛苦都那么值得留恋。第二天，人保组那个最可恨的陈苓梅杀气腾腾地告诉我：“我们把你调回长沙是要你进一步交代你和你的同伙的罪行。今后你不能与家属直接通讯，你需要什么，告诉我们，由我们转告你的家属。”我深感自己处境的危险，以前，每月家属都能给我送一次东西，我每月可给家里写次信。到劳改农场后，我被告知，家属每年可与我见一次面。我基本上每月都收到家里的一封信。但到此地后，这种通讯完全被切断了。而且我被与其他犯人隔绝，只受一人监视，看来把他们所要的信息都拿到手后，我就会被处死。我已碰到很多“罪行”比我轻的人被处死，开始懂得对于中国的政治罪而言，真是“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同样的案子，可判刑也可释放，完全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如果政治局势不稳，当局要借政治犯的人头来“杀鸡儆猴”，那我这种大胆向现政局和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人完全够资格判死刑。回到监房，我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将临的灾难。第一个念头就是趁未钉死镣前越狱逃跑。我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设想逃跑的计划，利用每次提审的机会仔细考察环境。我曾设想弄弯或锉断后墙铁窗上的铁栏杆，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具。最后我决定从天花板上破洞逃跑。我相信我能从号子后墙的铁窗上爬上天花板，然后通过屋顶爬到院子里，再设法越过院墙。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自然是宾兰庭。最好是有麻醉药能使他有几个小时不能干预我。如果真要打死他，声响可能就会惊动看守的士兵。我想到有的塑料有毒性，是否能用弄碎的塑料对他下毒。
局势的急剧变化才使我这些可怕的念头消逝。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刘凤祥）。四月的一天我又听到广播，通知市民第二天在东风广场开审判大会，这个大会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政治犯）死刑。模范监狱处于长沙北部郊区，旁边有汽车电气厂、体育馆、东风广场、长沙铁路货运北站，以及一个生产绸缎和印刷粮票的劳改工厂（名为“新生绸厂”）。当时每个单位都有高音喇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些单位高音喇叭中通知的一些重要事项的有线广播。国民党时代，这里是郊区，四九年以后才变成城区。四人帮垮台后，这个监狱被改为居民居住区，大概是当局认为此处太靠近闹市区，监禁不太安全的缘故。但是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听到死镣的声音，一切都有点反常。往常，宣判大会那天清早五点钟，看守所就是一片死镣声。看守们忙着把“死镣”换成“死绑”，准备执行死刑。将近九点钟，外面的有线广播突然宣布，宣判大会被取消了。不久，一个与刘凤祥同案、那天早上将被执行的“劳动党”成员从后窗“打电话”给我，他的死刑被改为十五年徒刑。中共中央一打三反运动中将批准死刑的权限下放到省一级，所以很短时间内地方的保守派与地方当局配合，利用这个机会迅速行动，杀了很多政治犯。但在那次后来被取消的宣判大会的前夜，中共中央突然把杀人审批权收回北京。这样大批政治犯才免于一死。我想可能中共中央发觉地方当局已迅速将杀人面扩大到他们发动的“杀人游戏”不需要的程度。这时我才松了口气，至少肯定死的危险已暂时过去了。那时我与宾兰庭的深厚友谊已开始发展起来，渐渐地我做出判断，他并不是当局派来监视我的人，而是偶然与我关在一起而已。
宾兰庭有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惯的怪癖。他每天总要打十几次嗝，每天要做一次功，做气功时也要打嗝。他的嗝长而粗，像要把整个胃都吐出来一样。嗝首先从胃到嘴，嘴慢慢鼓起，很久嘴巴才张开，长长地吐出一口胃气。我真不懂这究竟是气功的一部分还是一种胃病。大概是因为年近六十的缘故，他的屁极多，而且每次打屁，他要轻轻抬起屁股，让那个大大的屁从屁眼冲出来。
每天我和他都做两次操，我是做新式的体操，他做老式的气功。早上一次，午睡后一次。我教他怎样用纸和饭做象棋，于是下棋成了我们的经常娱乐。他很少下赢我，但他极有耐心，很少输气。他发脾气时，眉头微皱，保持着说理的语调，像个小有脾气的孩子。他对历史极有研究，看了很多明清两代的野史和正史。他也喜欢讲春秋战国的历史。有天他给我讲“急流勇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