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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刘凤祥所料，一个月后，我被调到内湖三大队去了。其他“省无联”一案的犯人也先后被分散到各个大队。周国辉去了一大队，毕健去了五大队，刘凤祥仍在十大队。三月份，建新农场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是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的闸口上开的。这个闸口是经常宣判处死在劳改队继续反抗的犯人的地方。那个宣判大会上，干部们宣布中共“一打三反”运动的决定，要“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林彪下令杀一批反革命，林彪的“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指示也被当作标语贴在会场上。那次宣判大会当场枪杀了五个犯人，其中有多次逃跑的犯人，有在劳改队继续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犯。政治犯看到这几个案例都恐怖万分，因为被处死的罪名都是针对思想言论，而非任何具体行动。
四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被干部叫出去。两个军人在三大队的办公室等我，他们自称是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的人，要把我押回长沙，因为“一打三反运动”需要重新调查“省无联”的“罪行”。我感觉到这次运动是针对各种当局的政敌的，我这次回去“凶多吉少”。我们坐船来到岳阳，在岳阳停留了一个晚上。我被关进岳阳市公安局看守所。从船码头到看守所的路上，我就看到街上贴满了强烈要求当局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的标语。突然我看清了标语上列有这样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名字“雷特超、刘凤祥”。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知道雷特超是和刘凤祥一块被打成右派的原省公安厅的一个干部，他们一块劳改，又一块在文革中被逮捕。我怀着紧张和充满疑问的心情进了岳阳市看守所，我急切希望知道刘凤祥出了什么事。我被关进一个四五米长，三米宽的房子，挤着三十多人，地板上夜里铺满了床垫，人们躺下后，再没有插足之处。很多人是刚被判处徒刑等待押送到监狱或劳改队去。一个满脸沮丧和愤愤不满的青年告诉我，这次大规模镇压是保守派与军人联合起来向造反派的报复。他是个拖平板车的工人，家庭出身不好，文化革命中造了街道派出所的反，因为派出所总是歧视他的家庭。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这些共产党的骨干（他们文革都是保守派）兴高采烈，一夜之间就把他“攻击诬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行”的材料整好，与公安局军管会一起一天之内完成了逮捕判刑的整个程序。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保守派抓人判刑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他告诉我，批准杀人的权力已从中央最高法院下放到省级公检法军管会和人保组，很多人已被处死，很多文革中的造反派都被判了十几、二十年的重刑。我听到那些消息，发觉自己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政变，有点像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洗所有激进派一样。看样子毛泽东和林彪已从支持造反派转为支持保守派，彻底镇压造反的市民了。我向周围的人打听雷特超、刘凤祥的情况。一位中年人告诉我，雷特超、刘凤祥等四人已被以组织反革命组织的罪名被执行死刑。我忙问判决书有什么内容。有人告诉我，布告上说雷特超、刘凤祥为首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劳动党”，煽动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无异于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一阵悲痛从我心中涌起，我问苍天，为什么这么优秀的政治家，这么正直的人却被残酷地杀害？最可悲的是，当局像是在干一件暗杀的勾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刘凤祥的政治观点，甚至不知道他是谁。另一件使我震惊的事是，我和刘凤祥在一块相处时，我从未听到他讲过“中国劳动党”，但我又隐约感到我们之间有种强烈的冲动，总考虑地下反对政党的可能性。但我从他嘴中得到的信息是冲突的，有时他看去已在考虑地下政党活动的现实性，但有时他又对这种政党活动的可行性持完全否定的看法。记得有次他告诉我，共产党的组织可以利用人类更迭来消灭政敌在历史上的痕迹。例如，即使在国共两党冲突中是共产党无理，但对国民党从不了解的年轻人从小就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教育，年轻一辈长大后，他们之间的人事关系就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根基了。同样的道理，即使右派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新起的一代从小受反右派的教育，将来他们也可能完全否定右派。所以将来政治变动的希望完全是在共产党上层内部的冲突。从刘凤祥这些观点，我不能判断究竟是他早已从事政党活动，只是瞒着我，还是对他的判决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政治迫害。如果是前一种情形，我和刘凤祥相处的两个月中，我已开始卷入这个“中国劳动党”的活动，说不定刘凤祥正在把我发展为这个反对党的成员。我感到一种接触到一个可怕的杀头罪的边缘的紧张和恐惧。我下定决心，在后半生中，我一定要搞清刘凤祥被杀这件事的真相。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刘凤祥像张九龙（他也是在这个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的）一样，是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积极的努力打了个句号。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页，他们不能消失在黑暗中。另一个我脑中的疑问是，如果刘凤祥真的组织了地下政党，那是谁出卖的刘凤祥？这个问题自然与刘凤祥讲过多次的共产党政权下地下政党发展的可行性问题有关。我看到和听到至少有数百件被共产党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组织（地下政党）案件，但刘凤祥案件是我最靠近，几乎是卷入其中的一个，我爱刘凤祥，把他当成我的父、兄。那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泪珠在眼睛里滚动。我想起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父亲、母亲。我哥哥与刘凤祥同时被打成右派，他是因为与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受到共产党组织的干涉。他那时是位共青团员，而共青团员在五十年代恋爱是要团组织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医学院的党组织不准他与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因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贴了张大字报，说共产党社会没有恋爱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我的舅舅与刘凤祥一样，曾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刘凤祥同时被划为右派。他与刘凤祥曾一起劳教。一九六一年，他劳教期满后曾来过我家。当时他与我母亲谈到一九五九年，一口咬定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想到我父亲，一九五七年曾反对我舅舅的观点，五九年他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那时我妈妈劝我父亲改变观点，但到了一九六二年，我母亲已经完全赞同我父亲的观点，认为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的错误。到了文革，我母亲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批判。国家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想起刘凤祥那句话：“毛泽东把我们带向死亡！”这真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更重要的是，刘凤祥让我理解了我母亲、我父亲、我舅舅和我哥哥。也使我理解了自己在文革中造反与他们遭殃的关系。刘凤祥在我心目中真是联接这几代人的一个关键人物。我在去长沙的火车上禁不住地想刘凤祥，我不敢想象他临死前是怎样面对共产党的枪口的，我不敢想象他的母亲，他的爱妻张铁军是怎样收埋他的尸体的。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把我押到长沙东北郊火车北站附近的六栋里，那是省公安厅看守所，国民党时代的模范监狱。旁边有一个劳改工厂——新生绸厂，专门纺织绸布和印刷粮票。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