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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祥每个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过去问他：“我帮你的忙？”他和蔼地说：“你们都坐到床上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后，罗钢小声说：“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帮忙，劝他别对自己太苛刻，他总是说‘上帝要我来吃尽人间苦，拯救我的灵魂’。”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来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冲一遍，然后用抹布一点点把水吸起来拧在空便桶里。然后再用干净水冲，再用抹布吸干，把脏水拧在马桶里。他这样重复三遍后，黑糊糊的地就变成红亮干燥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两小时后，整个房子里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气也好了一些。当时的中国，大家对环境都没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的人。我虽然对宗教还没有敬意，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
抱着对宗教的好奇，我开始与李安祥攀谈。“你是什么案子进来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为罗钢补衣服。
他瘦瘦的脸上露出微笑，很高兴有这样的问题来打扰他。“上帝派白马将军下凡让我贴一张大字报，告诉众人，文化革命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将来会在历史上遗臭万年。”“上帝怎么对中国的儒学这么好感呢？他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吗？”我好生奇怪，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上帝怎么会连在一起呢？“当然，当然，我父亲告诉我，最早来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学习儒学。有的对孔夫子的学问非常崇拜。孔夫子历来是包容并蓄，‘仁者爱人’，跟上帝的仁爱是一脉相通的。”
渐渐地我知道李安祥有个幸福的家，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是长沙汽车电气厂的车工，只是因为贴了一张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就被抓进了监狱。为了帮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纺纱机，这是用一块小木板垂直钉着的木棍做成。李安祥从不要的旧棉被中捻出一根纱，然后缠在小木棍上并固定在木棍的顶端。纺纱时右手抓住一团棉花，把它与棍上的纱捻在一块。李安祥用左手转动木棍，然后放手让木棍旋转，右手同时慢慢从棉团捻出纱来，于是纱在木棍旋转的带动下，越捻越长。到了近一人长时，将木棍顶端的纱结揭开，把纺好的纱缠在木棍上，然后再结上，继续纺。这样积累很多天，可以纺出很多“绽”纱。李安祥把这些纱搓成绳子，再用绳子织成一块块大毛巾，可以用来缝成衣服。李安祥用这种办法做成第一条毯子后，大家都纷纷模仿他纺纱织巾。李安祥离开九号后，这种纺纱织巾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过祷告后，告诉我们，“昨晚上帝又派白马将军下凡，他告诉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艰苦的地方，真正尝遍人间的艰苦，以救众生。”稍停片刻，他像是要去迎接神圣的使命一样，“白马将军告诉我，‘这一去就是十数年，你要担当得起重任’。”罗钢挖苦道：“白马将军是西式打扮还是关公式的打扮？”李安祥一点也不在意罗钢语气中的讥笑。他认真地解释道，“白马将军白盔、白甲、骑白马，手持上帝的谕旨，来无踪，去无影，是上帝亲自所派。”几天后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劳改徒刑。临离开九号那天，他打点好行装，站在门外面向九号的朋友们闭目划过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负上帝的期望，我当尽心尝遍人间艰辛，以我血肉之躯赎罪。”站在他身后的干部大声喝道：“还在这里搞迷信宣传，赶快给我背起行李滚。”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李安祥的消息。陈老师名叫陈光第，他是另一类“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却看重精神和道德。虽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认识他，但因他与我同案，“省无联”案子，我对他就特别关注。陈老师住在四号，与我隔着四个号子。但是通过进进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陈老师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论是政治犯、扒手，还是管犯人的干部，都非常尊敬他。我对陈老师的政治观点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讯。那天两位自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人提讯我。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是文革中由康生负责组织的政治警察，有点像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契卡”，其主要任务是迫害当局的政敌。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的“省无联”专案组中的杨曦光专案小组处理。但那天来提讯的两个人我从未见过，显然与我的案件没有关系。
审讯室是看守所旁边的一排平房。每间房间里有一张简陋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几张供审讯人员坐的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没有靠背的条凳，给人犯坐。审讯者从不通报姓名、单位，使被审讯者很久都不知道在与谁打交道。
他们一人问话，一人记录，首先问过我的名字、年龄、被拘留前所在的单位。发问的是位脸色枯黄，看似十分老练面善的人。他从公文夹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然后盯着文件用训话的口气说：“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省无联’的指示。今天我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按照这个指示交代问题。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你要按这个指示精神回答我们的问题。”接着他开始问我，《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怎样写成的，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有谁参与过讨论，提供过意见，我写这篇文章受过谁的思想影响。于是我重复了我讲过不知多少遍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人插手过这篇文章的写作。审讯者突然猛击桌面，吼道，“你不老实，你不承认有黑手操纵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亲就是被你们说成是操纵我写《中国向何处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杀的，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你们反来找我了！”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
长时间沉默后，审讯者又转用缓和的口气问道：“你认不认识河南大学的老师？”“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湖大数学系的教师？”
“不认识。”
我这时知道他们在问陈老师，但我已有一些对付他们的经验，对他们能说不的就尽量说不，一说是，就会有数不尽的罗嗦和麻烦。我是到左家塘以后才知道陈老师的，以前我的确不知道他，现在自然不必提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人。接着又是拍桌子：“不老实，你不知道与‘高校风雷’混在一起的陈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国辉关系那么密切，你认识洪兰，怎么能不知道陈光第？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的。”我仍沉默，等着他们慢慢把他们的目的和他们希望我提供的信息讲出来。这样拍过几回桌子后，我终于明白，陈老师是因为康生一句揪黑手的指示而被怀疑为暗中支持了持反对当局激进观点的大学生组织“高校风雷”。从他们的语气，陈老师可能是相当重要的黑手。我好不容易等到黄脸审讯者转变了题目。“你认不认识一个断了右手的人？”“不认识。”
“杨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吗？”又是声色俱厉。我反问他，“谁是这位断手人？”
较年轻的记录员提醒我，“你不认识刘凤祥？被人称为‘舵手’，极会写文章的。”黄脸又厉声道，“没有刘凤祥，你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他们又这样盘问了好多遍，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刘凤祥是一个比陈老师更神奇、危险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种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难道《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有这位断手的刘凤祥才写得出来？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神秘的“舵手”产生了好奇。回到九号，我通过八号、七号、六号、五号将提讯的消息传给了陈老师。我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陈老师每天还在钻研英文和数学。当时左家塘里学问和陈老师一样高的人不少，但只有他还在钻研学问。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