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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读到了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他从另一个角度，发出了重要的警告。他说：“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举凡贫困、监禁、苦役等等，都能使人堕落为兽，使人性粗暴、脾气乖戾、绝望与不近人情”，“在孤独中，人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人因此在“内心生长着兽性”。这就是说，当人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却有可能进而失去对“爱、温暖和友情”这些人性的美好本身的信任和追求，进而扭曲了自身的人性，变得粗暴、乖戾、绝望、不近人情。张中晓把这叫做“压迫的腐蚀”：受压迫的处境，恰恰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堂与地狱的分界线”。因此，“临亢者固须理智克制，处卑时尤须理智照耀，不然阴毒之溃胜于阳刚之暴，精神瓦解，永堕畜生道矣”。——我们已经讨论过，当受压抑产生怨愤而反抗，处于“临亢”状态时，人有可能因失去理智而由“人”变成“兽”；现在，张中晓又提醒我们注意：当人“处卑时”，即在完全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完全绝望时，又有可能因失去理智而陷入不相信一切的虚无主义的“精神瓦解”后的“阴毒”之中，同样由“人”变成“兽”。张中晓的“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的感慨，正是揭示了人的一个根本困境：在压迫下，人很容易陷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两个极端，并在两者间摇摆，不断互换，而且总不能摆脱控制，甚至成为其同谋。
九十年代以后的状况
而中国社会发展到九十年代以后，虚无主义，以及市侩主义、犬儒主义、享乐主义，已经成为重要倾向。我多次说过：“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人的精神也消解殆尽的时代。”（《献身学术》）这自然是中国社会迅速物质化、世俗化的反映。
再反思：重新认识理想主义
正是针对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状况，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理想主义”问题。
首先，对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五大反思”，还需要进行“再反思”……
是的，我们必须吸取将“彼岸理想此岸化”的教训，但是，我们能因此放弃对“乌托邦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吗？
是的，我们要反对将人“非动物化”和“非个人化”的“思想改造”，但我们又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人仅仅看作是动物性的、纯个人的存在吗？
是的，我们反对“人民崇拜”，但我们又能鄙视人民，漠视他们的利益，完全脱离普通老百姓吗？
……
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比如，在历史的再认识、再考察中，我们如何认识“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思潮及其实践，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与思考的。有的问题，我们在前几讲中已经有所讨论；有的将在后面几讲里再作讨论；有的则只能另找机会，或留给大家思考了。坦白地说，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还需要继续进行思考和探索。
我们所要坚守的理想主义
和我们的讨论，最直接相关的，自然是：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理想主义，还要不要堂吉诃德精神？——在这个风行虚无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呼唤和坚守理想主义，我们仍然需要堂吉诃德精神，需要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博大志向，敏锐的思维，那对社会的深切关怀，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又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我们还要追问：要坚持怎样的理想主义？如何看待理想主义的价值与局限？
首先，我们需要的理想，是自发的，是我们内在生命所要求的，独立自主选择的真正的信仰、信念。
其次，我们需要理想主义，又不要将其绝对化。我是主张采取“既坚持理想主义，又质疑理想主义”这样一种比较复杂的态度的。
我们需要的理想绝不能成为“狂信”，它必须是鲁迅所期待的那样，贯注着“明白的理性”精神，是理性而非狂热的。
我们需要的理想必须贯注“自我怀疑”的精神，看到理想主义的有限与局限，是低调而非高调的。
我们需要的理想必须有鲁迅说的“深沉的勇气”，贯注着鲁迅式的“韧性”精神，为理想的实现，锲而不舍，长期奋斗。
我们需要的理想同时是开放的，而不是独尊独断的，它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贯注着“思想、信仰自由”的精神。
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要结论。
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我们今天讲一个新的题目——关于思想和行动的关系的思考。
我自己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始终是思考的一个中心命题。大体上，可以分三个阶段。
八十年代：对于行动、实践的呼唤
首先是在八十年代，主要是对于行动、实践的呼唤。这突出地表现在我的第一部独立的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里。这正是八十年代所提出的问题。当时最盛行的，就是尼采的说法：上帝已经死了。过去我们这一代人都坚信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到了八十年代，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破除了个人迷信，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因此，我们走什么路呢？这是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大家都感到非常苦恼。
我在《心灵的探寻》的第三章“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里，谈到鲁迅的思想：“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的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卷3，页102。并重申了“曾经给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以鼓励和力量的”鲁迅那句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没有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里透露出了：对终于打破了偶像和自欺欺人的幻想，获得精神解放的“得救”感，和“传统”决裂的决心，从西方世界（“洋鬼子”）吸取资源的渴望，以及从新的实践里寻找新的希望的期待：这都是“五四”时代的，也是八十年代初期、中期的时代思潮与情绪，这是我所感受到和发现的二者的契合点。从今天来看，这样的历史重来，既是八十年代的意义，也是它可能有的局限。
我的回顾与反思
由此而形成了我的“五四观”，其实也是对“八十年代”的一种理解：“这是历史的转折时期、过渡时期。旧的规范、原则已经被否定，新的规范、原则还没有建立。在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寻，即‘没有路’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一条出路：自己‘选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姑且走走’，一边探索，一边不断校正方向，总结经验，最后走出一条路来，并创造出新的规范，新的原则。正是这几乎一无所有的空白的地上，给实践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这是‘实践第一’的时代，是‘实践创造一切’的时代”，“对于革新者，这正是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是进行新的开拓、创造的黄金时代。他们不唯信书，也不为人所束，充满自信力，同时，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干中创造出一切”。——这都可以看出时代的乐观主义气息：相信通过群体的实践能够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们当时以为又一个“五四”时代已经到来。
文章接着又反过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做了一个反顾：“缺乏实践行动的机会与能力，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与致命弱点。历来知识分子都有报国无门的哀叹，就像卧藏隆中的诸葛亮一样，知识分子在思辨中，常常能够对历史事变的发展（或其局部）作出惊人准确的预见、猜测，并且有自己的安邦治国的韬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诸葛亮那样的付诸实践的机会。有高于一般的思想，在或一程度上预见到历史事变的发展，却不能参与历史变革，对历史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心灵高飞了，身体却陷在泥淖，思辨和实际脱节，只能清议空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