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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休息时，我居然站在落地窗前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怪梦。在这个梦里，我既是被告又是原告，还是公诉人、辩护律师和法官、书记员。庭审开始了，我上窜下跳地忙碌着，整个法庭里面除了若干个我，再也没有别人……我拼命撕扯着自己，又极力将遗失在各处的身体的碎片拼合在一起。法槌砰砰地敲打着沉重的桌面，可是我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睁开酸涩的眼睛，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个噩梦而已，但心跳声依然清晰可闻。此刻，我的脚下是这座庞大的、被各种尘烟笼罩的城市，正前方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在明艳的阳光下，红铜色的琉璃瓦闪耀着刺眼的光斑。我猛然拉开窗玻璃，朝外面使劲吐了一口唾沫。一阵狂风扑过来，将唾沫星重新还给了我。我悻悻地骂了一句，转身去盥洗间洗脸。当我出来，看见秘书小柳正掩门而去。我的目光从她圆润的肩头滑落到宽大的枣红木办公桌上，只见桌面正中央端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封皮左上角写着：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张望先生收。右下角寄信人一栏写着：内详。
应该是第五封了吧。
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声，极度烦躁地拿起信封，右手持剪，准备拦腰将它一分为二。想了想，又将剪刀放下，将信塞进抽屉里。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回避已经不再可能，正视吧，却又找不到任何线索。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某个隐秘的角落，这封信的主人正冷笑着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越是心神不宁，她就越是兴高采烈。
我叫张望，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的法人、老总。当初我把公司取名为“好望角”，无疑效法了早年欧洲探险者的不屈不挠精神：在无望中看到了希望，在希望里满怀想望。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几年前，我买下了这套精装修的房子用于办公之用，事实上，这里也是我主要的生活区。一天之中，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很少下楼，除非有人拿着支票在下面某个地方等我，哈，当然，这样的好事不会常有。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一些固定的老顾客，每年我都能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定数额的订单，以此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被高处宠坏的懒汉，一个自我囚禁者，一个“天堂看门人”。最近一段时间，我却一反常态，每天都要下楼了。下班后也不再在酒吧、茶楼或其他娱乐场所逗留。一落地，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停车场，驾上我的“奥迪A4”匆匆往家里赶。与那些十分规矩的好男人一样，我越来越像个称职的丈夫了。回到家，我就进厨房忙碌起来，首先检查冰箱，如果食物充裕，就亲自动手烧几样拿手菜；如果冰箱是空的且时间也来得及，我就会去一趟隔壁的家乐福超市，买些罐头、蔬菜和鲜牛奶，抢在杨芬按响门铃前，做出几盘简易又美味的菜，摆放在雅致的乌柏木餐桌上。
杨芬是我的妻子，中学的语文老师，兼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她课上得好，曾多次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市语文教学观摩，并获奖，本地晨报不久前还做过关于她教学成果的整版专访。我们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九年零四个月，前三年甜蜜、快乐，近些年愁闷、悒郁，其间的转折缘于婚后第四年发生的一场事故：那年初春，她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被查出子宫里面长了几个良性肿瘤。本来这病是可以通过吃药来进行治疗的，但杨芬望子心切，不想因此耽搁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她坚持要去做手术，哪知道不负责任的医生居然“不小心”切掉了她的子宫，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经此打击，我们都几乎精神崩溃。杨芬在得知自己今后再也无法生育后，一次次寻死觅活，我则在一边仔细照顾，含泪为她宽怀。我对她说，其实我一点都不稀罕小孩，即便他（她）是个天使，也觉得是个累赘。我言不由衷地说着类似的谎话，发誓，赌咒，天花乱坠，口是心非……直到这么一天，杨芬说了这么一句话：
“张望，我们还是离婚吧，你这个人太虚伪了。”
杨芬提出和我离婚，我当然不会答应，老实说，我还是爱她的，尽管爱的激情已经消逝殆尽，但爱的惯性依然还在我们之间延续。在我看来，爱到最后就是一种习惯。再说，她为我、为这个家作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我可不愿意做不仁不义的小人，被人在背后戳脊椎骨。
我出生在中原地区的一个“琴瑟世家”。父母特别看重家族香火的延续，虽说哥哥已经为我们张家生育了一儿一女，但他们仍然希望我和杨芬能尽快有自己的孩子。我自幼就在父母的催逼下习琴，后来顺利地考进了一座远近闻名的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大概因为我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吧，所以他们在对待我的婚事方面特别挑剔。当初我领杨芬回家，母亲居然首先看中的不是人家的性格长相什么的，而是杨芬的臀部。母亲悄悄将我拉扯到一边，指点着杨芬的背影说道，这孩子胯骨宽大，臀部结实，说明她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一定可以为我们家族添丁加口。母亲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刚结婚的那阵子，我和杨芬都忙于各自的事业，谁也不想被小孩拖累，所以，三次受孕都被我们毫不留情地干掉了。“报应啊，”现在，杨芬痛哭流涕地说道，“当初每流产一次，我就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报应终于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要是当初我们就把孩子要了下来，现在会怎样呢？杨芬反复在这样的假设中打转，度过了将近一年的以泪洗面的日子。事故发生以后，院方不想扩大事态，通过熟人牵线搭桥，答应私下赔偿我们一笔在当时看来还算数目不菲的损失费，并承诺将医院的一个广告项目交由我公司代理。杨芬起初坚持起诉院方，非要将主治医生绳之以法不可，我权衡再三，晓之以理，在做了大量的疏导工作后，她才勉强接受了对方的歉意。熟话说因祸得福，我的公司在这件事情发生后逐渐打开局面。
杨芬不止一次与我讨论过领养小孩的事。她在网上查阅、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悉知领养孩子的一切手续、细节。在她看来，领养一个孩子并不比领养“花生”麻烦多少（虽然“花生”连领养都谈不上），一只杂种狗都能养成这样，难道还怕养孩子吗？她丝毫不担心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无论她好说歹说我却始终无动于衷。我的理由很简单：与其花大量的精力替人家抚养一个孩子，不如节省力气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杨芬说我偏执，她说，你怎么能说是在为别人抚养呢？事实上，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问题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也合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潮流，如果真有了这样一个小孩，我习惯性地摊了摊手臂，狡辩道，我们假设一下，倘若这孩子脾性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有较大出入，那该怎么办？杨芬盯着我呆望了半晌，喃喃道，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我自私？！我恼火道，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你想随便用一个孩子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缺憾和空白，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了防老而去领养一个人家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利己行为。杨芬气得直掉眼泪，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房门，再也懒得理会我了。
但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死过心。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收集到的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图片，有些是从杂志画报上剪裁下来的，更多的是从网上直接下载的。她把它们按年龄顺序编订好，制作成了一本本精美的剪报画册，在课外之余拿出来翻阅。我还知道，杨芬之所以回家这么晚，是因为她要在学校与那些被她私下“供养”着的孩子们多待片刻。她从不把那些图片带回家，她渐渐爱上了这种隐秘的生活，并深深地陶醉其中。有好几次，已经很晚了，杨芬还没有回家，我去学校找她，她却不在，那个收发室的门卫老头告诉我说，“杨老师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我就知道，她去了那种场所；我就知道，她的魂已经脱了窍，再也没有办法能找回来了。
我们就这样捱着，撑着，一天天滑了过来，像脚底装上了滑轮，一晃就窜进了冗长、乏味的中年期。尽管由于没有生育的拖累，也不必担心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划伤皮肉，杨芬看上去还很年轻，她的小腹没有同龄女人那种多余的脂肪和赘肉，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