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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发现，在座的几位男生，都有着白皙的肤色。他们身上的白衬衫也格外的白，军裤洗得格外清洁——他们都穿军裤，宽大的裤口扁扁地盖在鞋面上。不用说，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但是，还有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当下的时髦。当然，这两样完全可能合而为一，如今，这城市的摩登，就是由他们来担纲的了。他们都说普通话，这也标明了身份。这种普通话，是这城市的干部子弟的语言，一听就听出了来历。南昌渐渐分辨出主人的声音，它音量不大，甚至有些轻，但却是那种具有穿透力的音质，发声松弛，可送到各个角落，使人们不由止了声，被吸引了注意力。他念屈原《离骚》的一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然后解释古时的计量单位，一“畹”等于三十亩，而“九”和“百”，在中国语中又都是概数，意思是无限多，所以——你们想像，遍地兰蕙，何其壮观！南昌在语文课上也学过《离骚》，那些字词在他读来都很拗口，意境也是抽象的，可此时，他却像看见了似的。
从这天起，南昌就成了小老大——后来，他知道，朋友们都这么叫他，这诨名于他挺合的，他的大名，海鸥，倒是无人提起——的座上客，认识了小老大客厅里往来的人。陈卓然自己呢，就像把南昌托付给了小老大，不再出现，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南昌的生活里消失。
8 小老大
小老大可算是老资格，他一九四四年他出生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他的母亲，上海人，桂林新中国剧社的女演员。小老大的母亲，因扮演《桃花扇》的李香君名噪一时，有许多才子和俊杰追求，最后是白崇禧部下的一名副官胜出。过了一年，女演员就怀了他。此时，新中国剧社往广东湖南方向出发巡演，她离了团，留下待产。不想，桂林形势却吃紧起来，日军沿湘桂路向广西逼近，中方调集九个军的兵力组织会战，副官被遣往柳州，行前，与女演员商量，是否暂去老家待产，局势稳定后再回桂林团圆。女演员一口答应，但是，她说，她不去老家，那里一大家子，她是不会住得惯的——这时，副官方才知道自己已有家眷的事并没有瞒住这边，她早已经心知肚明。这也是内地人对上海不了解，以为摩登女郎就是千金小姐。事实上呢，上海女人多是俗世中人，又是女演员，几乎一半是在风尘里，没有什么能骗过她的眼睛。女演员要去重庆，因为她听说重庆有中华剧艺社，就想寻了去。临别时分，副官留一句话，无论孩子是男是女，都希望能姓父姓——韦。将来，无论他到什么地方，看到姓韦的，同庚的孩子，他都会多看上几眼。
六月底上路，近九月抵重庆，差不多正是桂柳会战打响的同时，女演员娩下了小老大。但是，女演员并没有如愿找到中华剧艺社。也不要紧，此时，重庆活跃着好几支抗敌演剧队，女演员跟上其中一支，重又返回舞台。抗战胜利之后，演剧队向贵州、云南战区慰问庆祝演出。在昆明时，又遇上了新中国剧社。女演员知道剧社正是往上海去，再转道赴台湾演出，当即决定归回“新中国”，好将婴儿放在上海的母亲家中。他们哆哆嗦嗦进了上海，路上婴儿已染了肺炎，高烧不退。肺炎好了，又生结核，就此种下病根。一个月之后，母亲就随剧社乘“台甬号”货轮去了台湾。等下一年春天，剧社回到上海，海鸥已不大认母亲了。
海鸥的外婆原籍在昆山，家境中下，从小死了娘，二十二岁方才嫁给苏州一家富户做续弦，生下海鸥的母亲。海鸥母亲七岁那年，男人生急症去世，遗下孤儿寡母。她没有生下儿子，分家产时吃了大亏，领了自己那被刻薄了的一份，带着女儿来到上海，租下一套公寓中的两间房间，买些股票和债券，安居下来。到了上海，她们母女几乎摇身一变，变成摩登的女人和小孩。外婆烫了发，足登高跟鞋，跟着时下的流行，无袖旗袍外面罩一领齐腰的短斗篷。小姑娘是洋装打扮，头发用火钳卷了，束起来，顶上系一个蝴蝶结，穿连衣裙，裙摆蓬到膝上，拎着花布书包，到隔壁弄堂的小学校读书。这一大一小，憋着一股子心劲，要挤进这“东方巴黎”大都会的潮流里去。时髦到底是需要陶冶的，到女儿上中学时，已经气定神闲，平日只穿女中里的阴丹士林蓝的校服，套一件藏青开司米对襟毛衣，要说是老气的，可怎么抵挡得住扑面的青春和美丽！她真是长成了一朵花，一朵盛丽的花，素朴的装束则使之清秀。肤色是白亮白亮的，眸子黑亮，脸颊的线条特别姣好。她的母亲也略沉着了些，当然不如女儿更能领会这城市的精神，就还是张扬的，看上去倒要比女儿穿戴鲜亮。身上总是有花和珠子，还有晶片，指甲上涂了蔻丹，夹着长长的香烟，和女朋友搓麻将。
女儿长到十七岁时，和一伙同学去考剧团，在抗日话剧《卢沟桥》里跑龙套。下一年正式编入救亡演剧队，去了武汉。三年后，又编入新中国剧社，来到广西桂林。此时，孤岛上海虽是一片歌舞升平，但她却并不相信能够长久。女儿这一走，好比是入了江湖，日后肯定聚少离多，所以，她也死了心，竟不太牵挂。然而，万万没有料到，八年后，女儿忽然来到跟前，虽说是惊鸿一瞥，又倏忽离去，可却留下一个外孙，这就让她喜出望外了。
海鸥又弱又病，外婆将他当个瓷娃娃般养起来了。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围在暖和的羊毛毯里，羊毛毯团在藤圈椅里，藤圈椅就是现在这一把，放在落地窗前的太阳地里。女儿从台湾回来后，剧社解散，便安居下来。一年之后，新四军第三野战军文工团到上海招人，母亲前去应试，被录取了。这一回又给她撞对了，她参加了新四军，全国解放后，和军区政治部的副主任结了婚。当这对新人回家看望母亲，看着一身戎装的女儿就好像换了一个人，又看看女婿肩章领章上的星和花，母亲虽然不懂得究竟代表着什么，但有一点她是明白了，那就是，她们这一家真正地进入了新社会。
9－1 又一种户内
你知道什么是冬虫夏草吗？
小老大问大家，大家多半不知道。小老大自问自答道：有一种虫子，在地底下越冬，吃的是一种菌类的籽。这一种菌类的籽也是活物，它们在虫子的肚腹里发芽、生长，把虫子掏空。到了春天，便从虫子的顶上长出一株草来，这就是冬虫夏草。小老大沉吟着，停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我就是这种虫子，我肚腹里的菌籽，名字叫结核菌。南昌问：那么，你顶上会长出什么草来？小老大笑了，眼睛一亮：思想，我的草就是我的思想。就在这一霎，他们两人忽就沟通，互相有了了解。这一个月里，南昌几乎隔天就到小老大这里来。他倒不是喜欢这里，相反，他觉得小老大的客厅里散发出一股腐朽的气息，令他很不舒服。他往这里来，只是因为除此他没什么地方可去，他怕一个人待着。
小老大和南昌过去接触的人不同，南昌的生活圈子，比如说陈卓然吧，他展示的是这个社会的正面，所以是明朗、积极、向上的气质。而小老大却是在社会的偏隅的角落，那里的光线是幽暗的。但是，他们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思想。他们都是有思想的人，虽然思想和思想不同。陈卓然的思想是从革命——书本和实践中，开出花来；小老大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是从吞噬体内营养的菌种——结核菌，长出的草。其实，小老大的思想，暗合着目前南昌的心境，只是他并不自知。他只是觉着，在小老大这里，既和外面世界隔着，又有一些热闹，不会心生寂然。这一段的户内生活，让他变得有些怕人。骑车在街上，看见有游行的队伍，或者集会的人群，他远远就绕开走了。这种场面，在这里或是那里，触及了他的创痛。他从政治舞台中心退到边缘，就在这时，和小老大的思想邂逅。
在小老大这边，即使没有其他客人，至少也有小老大。小老大也不把南昌当客人，照旧面朝阳台坐着，南昌就端一把椅子，坐在他身旁。他们没有固定的话题，东一句西一句的，甚至干脆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