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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比起被他们的炮火准确击中的概率，你自己撞上一枚炮弹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我们不仅拥有先进的装备，似乎还有不错的战斗运气。这种运气就是一种抽象的货币，你不能用它来交换什么，也不能偷走它，可是如果你不小心，不心存感激之情的话，你就有可能失去它。
不过那些没有瞄准的炮弹里很可能装有化学武器，所以上面命令我们穿上MOPP二级防护衣。这种级别的防护衣穿起来比较随意，并且不需要戴防毒面罩，也不需要穿防护靴。我们本应在发动地面进攻前拿到自己的沙漠迷彩防护装备，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穿着二级防护衣走在沙漠上，乍一看就像是一片移动的桑树林。我想象一个敌方观察员在召集不准确的炮弹袭击前，很可能会被如此胆大妄为而且很蹩脚的迷彩服展示搞得瞠目结舌。
我们穿着防护衣继续前进着。防护衣没有拉上拉链，这样可以驱散一点热量，但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流汗，流汗，直到精疲力竭。
在我的背包里，或是挂在我背包上，或是在我手里，有一双备用军靴、一套备用制服、6个盒饭、6夸脱水、一杆拆开的M16步枪、一把9mm手枪、一支M40A1狙击步枪、100发狙击步枪双尖子弹、39发9mm手枪子弹、500发M16自动步枪子弹、4枚M67式手雷、2枚烟雾弹、3枚绿色集束散弹、2套备用防毒面罩过滤器，地图和巡逻手册放在地图盒里，一个指南针，还有一套全球定位系统装置。除此之外，我的屁股上还挂着防毒面罩。有时候，我感觉这一整套装备像有100磅，有的时候又只有50磅。到底有多少磅，这得由我们需要前进多远的距离以及“防毒气攻击”警报被提出多少次来决定。
我们没法再坐上运兵车，所以还得徒步走上20英里。一路上我们见到的唯一的敌人就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伊拉克士兵，现在他们都被圈在了蛇腹形铁丝网里。他们死去的朋友倒在战壕里和烧毁的汽车里，这些人本来可以投降，或是可能已经投降了。但在规劝敌方退兵，或者向敌方劝降之前，你必须先要证明你的神勇，证明你拥有使每个人都为之震慑的威力。而你证明自己力量的方法就是摧毁武器、设备以及人类。我从没见过如此强大的毁灭，整个场面真实得让人不敢相信：每走过100英尺，就有50英尺的道路上全是炸毁烧焦的敌人的汽车，这些汽车散落在未完成的路面上，车内车外全是死尸。成百上千的汽车随处可见，汽车的里外及周围全是死尸。有两个被烧焦的男人，其中一个两只手臂都已经不翼而飞，也许他们临死的那一刻还在梦想着自己可以回到巴格达，与家人聚在一起快乐地进行着野餐；那个被压扁在翻个的T62主战坦克下面的男人，他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跑出来，偏偏找了个他妈的沙漠里最倒霉的地方停下脚步，正好在坦克就要倒下的地方站住了；还有那一具只剩下半个头颅、弥漫着蛆虫气味的尸体，是一名参谋，他千辛万苦从科威特城跑到这儿来，是为了监视并且指挥整个部队的行动，鼓舞士兵的士气，给他们以最大的精神支持，为他们乞讨福音。
我想，这就是战争。我正在见证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曾经目睹过的历史――那就是美国军队的轰炸带来的史诗性的结局，也就是美国军队的威力。我的军靴上沾满了泥污，我是数千名将要在今天走过这个山谷的人类中的一个。我是历史的缔造者，不管我活着还是死去，美利坚合众国都会赢得这场战争。我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会赢得它所打的每一场战争，会打败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殖民主义还未过时，我敢肯定我们的国家会占领整个中东地区，不仅是为了保护石油，还要将所有的石油储备据为己有：我们来是宣布你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掌控权，感谢你们的合作，稍后将告知详情。
我们的背包很重，装满了各种设备和弹药，更承载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我们每走一步，背上的负担就加重一分。
石油大火向北滚滚而去，天空呈现出一片死灰色。我们前进，再前进。用面无表情的、吃惊的脸相互看着对方。这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吗？我应该怎么向我的母亲交代？
特洛伊对我说：“我为那些可怜的浑蛋感到难过，他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我们停下来喝水。在我后面几英尺的地方，一辆炸毁的吉普车瘫痪在公路上。有一具尸体直挺挺地坐靠在车胎上，面色凝重，似乎是在冷眼旁观着这场灾难。死尸的脸上带着和我们一样的疑问――刚刚发生了些什么？炸弹，炸弹，巨大的炸弹，还有小型的炸弹，它们全都满载着炸药，势必要将你置于死地！吉普车的两旁，是更多的尸体。有两具尸体离我们很近，还有一具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全都面朝下趴着，好像死前想要拼命地跑开，躲过炮弹的索命――好像使劲猛跑就可以获救。尸体的背部都已烧焦，开始腐烂，下半身埋在沙子里。风把沙子一层一层地吹到尸体上，堆起了像蛋糕一样的沙丘。我在想那些死人的下半身是否还能动弹，它们被埋在幻境里，是不是并没意识到暴露在地面上的死亡。也许这些男人在死前不停地尖叫着，钻进了沙子里，半死不活地期待着有人能听见他们的呐喊。他们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想叫我们快跑，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想，在A10攻击机或A6攻击机投下炸弹前，这些男人肯定在尖叫。不过也有可能他们正前往科威特城去补充物资，而且已经是晚上，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向他们投弹的飞机。也许其中一个人正在给其他人讲着肮脏的笑话，或是重述他听到的关于他们少校老婆的流言飞语。但他们肯定大声尖叫过，现在我都还能听见他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我们继续往前走。科蒂斯制造了一点小麻烦。他在抱怨，问我们还要多远才能够走到，问是不是都已经结束了，那些运兵车都到哪儿去了？他还不明白，这是一场战争，并不是新兵训练营。作为一名新兵，你可以抱怨脚上磨起了水泡，偶尔还可以向中士说明，虽然你是个一文不值的爱装病的家伙，并且这次还需要运兵车载着你走完剩下的路程，可你仍然愿意参加下一次的行军。我很想对科蒂斯说：“这也许就是你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军，因为你的死期可能已经不远。难道你不想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一次漫长的行军，让我们大家都为你能克服困难而感到骄傲吗？”但我知道这种反向逻辑很轻易地就会被科蒂斯所利用，而且可能已经被他利用了。因为他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行军了，可能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没命。所以为什么不要求一辆运兵车呢？我宁愿坐着车去迎接死亡，也不愿被迫走到那儿去。”如果在下一次停下来喝水休息时，科蒂斯坐下后拒绝再前行，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我全身酸痛，感到两只脚火烧火燎的。我的脚不会起水泡，好像它们是专为了海军陆战队的一等兵而生的，所以我的脚从来就不起水泡；我曾经一口气走了40英里，也没有起过水泡。但现在我的两个肩膀就像是起了火一般。大腿根处全是汗水，已经被磨破，开始出血。我能感觉到沙子已经粘到了伤口上，膝盖也十分肿痛，整个人从背部到脚趾都疼痛难忍。但我不会停下来，除非有人让我这样做。那支狙击步枪足有14磅重，沉甸甸地在我的手心里。我想到了背包里拆开的M16步枪，它也有7。78磅重。然后我又在脑海里清点了一下我所有的装备，确定背包里的每样东西都绝对是必需的。一路上，有的锅盖头把一双双军靴、袜子和一套套制服，还有他们先前没有按照命令扔掉的黄色杂志，从背包里扔出来。另外有人扔掉了一个汽油炉子，还有人丢掉了一个剃须刀具袋。要是它不能救你的命，那就尽管扔吧。
随后，我们停下来吃东西以补充体力。我吃着饭盒里的粉末状巧克力和脱水的鸭梨，把里面的主食
意大利空心面给了戴特曼，然后把饼干放进裤袋里，将它们留到下次我需要补充盐分时再吃。我们都有轻微的拉肚子的症状，我翻过一个沙丘，准备一个人在那儿拉屎。
沙丘的另一边，死尸和报废的车辆散落了一地。风呼呼地吹来，我想这是昨晚在此停留的某个伊拉克部队的残骸。有十二辆汽车――其中八辆是运兵车，四辆是补给车――围成了一圈。士兵们围在火堆周围死去。这堆火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