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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在她屁股上面的那颗黑痣或是她呻吟的方式有点儿熟悉，而当那女人扭过头来走向摄影机时，他发现那女人竟然是她老婆，那个男人就是他们的邻居。于是他大叫：“那是我老婆！操我老婆的是我的邻居，那个该死的王八蛋！”其他锅盖头刚开始时只是哄堂大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叫个不停，最后竟然大哭起来。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那真是他老婆。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关掉了录像机。那是昨晚的事儿，但今晚我的战友们还想再看看那段录像。为什么不看呢，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那位老兄已经受到伤害。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亲眼目睹这种不忠的画面呢，总之得让那位可怜的仁兄滚到一边儿去。他现在待在集合伤员的队伍里，接受防自杀的巡视。一旦医生认为他的情况有所好转，他就可以坐上紧急救护的飞机回国了。他就可以他妈的离开这该死的沙漠了。
我从步枪的枪栓连动座上取下撞针，把它当成牙签放进嘴里。我用舌头将针尖挑起摩擦着牙齿，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轻轻敲击着一块易碎的玻璃。
防自杀巡视这个字眼儿老让我想起我的姐姐。在她自杀过好几次后，我才懂得什么叫自杀。她第一次自杀时，我大概在12～14岁之间。当时她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里待了很久［那地方名叫“好运气”（Serendipity），所以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那是一家精神病院］。经过几次家庭会议后，她又回到家里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就像精神病医生说的那样，她的病情有了通常的进展。当然，我姐姐并不正常，之后的很多年里她都一直试图杀死自己。直到现在，我们偶尔还会发现她待在房间的角落里，手里拿着安眠药片――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明白，她并不是真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喊着挣扎以求得到解救。因为她只是个女人，一个待在角落里试图吃药自杀的女人。但情况还是老样子――然后她就被送进了有梦幻般的名字，像是瘾君子应该待的精神病院，比如“好运气”这样的地方。
我喜欢到那些精神病院去探视姐姐。通常这些
医院都坐落在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的山脚下。这座连绵起伏的山脉树木茂密，山下是大雪融化后形成的纵横交错的河流。老妈开车搭着我沿着萨克拉门托山谷（Sacramento Valley）爬行，然后离开烟雾缭绕着的
高速公路，缓缓行驶在一条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上。公路两旁浓密的树荫遮住了阳光，让公路上的沥青路面寒气袭人。路上的急转弯不时地让我眼前出现一条条湍急的河流，令我头晕目眩。所以等我们到达医院时，我已经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到了那儿以后，我们先要在一间等候室里等候，然后到更里面的一间等候室里等待，最后才能走进在最里面的探访室。很快，姐姐便出来了。她穿着一件我认为是长袍的衣裳。不过，我肯定医院给这种服装起了个更恰当的名字。然后，我们三个便坐下来开始聊天。我哥哥没法来探视，因为他随部队驻扎在别的地方。老爸、老妈不许妹妹来探视，他们担心她会被医院里的情景吓坏的。老爸自己也不会来，他和姐姐一直相处得不好。姐姐常常认为她的精神问题是老爸一手造成的。虽然他有时对姐姐确实不太公平，但现在我们都知道致使姐姐打开药瓶并吞下上百粒甚至更多安眠药片的，不是她那严厉的父亲，而是她脑袋里的一种化学物质。顺便说一下，老爸从没对我不公平过，原因有很多，也许是因为我遗传了一点他的长相。所以我认为他从来不那样待我，是因为那样也就等于对他自己不公平。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已经受够了这样的不公平待遇，所以他不想再强加到我身上。
看望姐姐让我感到伤心，不过也让我感到欣慰。我和妈妈总会给姐姐说一些鼓励的话语。我们相互紧握住对方的手，哭着，笑着，有时还会捧腹大笑。我们告诉她最近家里发生的事情，好让她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孤立，虽然事实上她已经被孤立了。近来她的脑袋时常会受到电刑，也就是接受电击疗法。我相信现在这种疗法已经有了其他更好听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什么“好运气”之类的称呼。如果她的大脑刚受过电击，我们就什么也不能交谈了。因为她根本无法作出任何回应，只是偶尔哼哼几声或是懒懒地抬一下眼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静静地坐在那儿。我们三个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哭泣着。旁边，有一两个病人正和他们的家人聊得热火朝天。
观察其他病人探访者对病人的反应，也就是这些探访者表现出来的相应病态，这让我感到很痴迷。对多数人来说，无法正视这些相应的病态。我是从多年到医院探视姐姐的经历中总结出这点的。我目睹了这些探访者对他们生病的家人所做出的恶劣行径。我见过父亲训斥自己疯了的女儿，因为她伤害了自己的母亲；见过兄弟训斥自己疯了的兄弟，因为后者让他们的父母精神崩溃。虽然他们都知道这些长期封闭在医院里的可怜的疯子是完全无助的。不管接受多少专家的心理咨询，不管吃多少镇静药片，不管被禁闭多少年多少月，这些疯子到最后几乎都会回到原来那个将他们孤立起来的悲伤与疯狂的小岛。如果你是个局外人，那么，不管你认为自己有多么不舒服，你都只是个局外人，你没有资格宣称自己已经精神崩溃或是受到了多大伤害。
在这些年到精神病院探视姐姐的日子里，我也目睹了老妈对姐姐的反应。老妈的反应就是多少年来一直唉声叹气。她很爱姐姐，所以她也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病态反应。她不明白自己在养大爱女的同时，已经在女儿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病根。她给女儿喂母乳，逼着她去上芭蕾课、单簧管课和进行垒球训练，为她举办生日聚会，替她买新校服和新学期要用的字典。她在做所有这些事的同时，已经让女儿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崩溃。
唉声叹气是老妈伤心时惯用的做法。当我待在沙特阿拉伯，等待着战争时，收到几封老妈写来的信。我从她隽永的笔迹中感觉到了她的叹息声，觉得自己好像又和她一起身处一间精神病院的探访室，而这次的病人就是我，医院也不叫“好运气”，而是“战争”。
我重新组装好手中的武器。我在海军陆战队里待了还不到两年，但组装M16自动步枪这件事，已经做了不下一万次。我再拆开步枪，心想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母亲们担心的，是不是她们的儿子时刻与近在咫尺带有高强度杀伤威力的步枪为伴，怕他们伤到自己。
有时会有陆战队队员自杀，因为他们从家里得知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他们的爱人，也就是他们的老婆或女朋友告诉他们的。这些坏消息通常与人体下身的生殖器有关――这些女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功夫，或是描述着这些陆战队队员不会使用的特别方式，比如用嘴或是屁股，甚至用清白无邪的玩具或容易找到的烹调油。即使她们没怎么具体描述，他们也常会往那方面想。
克莉斯汀娜，现在我应该还爱着的和应该还爱着我的女人，正在和别人发生着性关系。那人和她在同一间酒店工作，是酒店的一名服务生。尽管她在信中没有提起他们之间性行为的事儿，但我知道她已经和那人发生了关系。因为她在信中称他为好朋友和很棒的倾听者。同时，她的同事以及朋友――凯瑟琳（Katherine）给我写了一封很坦诚的信，谈到了克莉斯汀娜的那位“新朋友”。但我还是一个比较有
幽默感的人，我想起我的教官西兹（Seats）中士曾经说过的话：“如果让我发现你们中间有人为了个小妞儿自杀，我会追到地狱里，再把你这蠢货干掉一次。”
进入战略部署状态几周以后，克莉斯汀娜写信告诉我她在酒店找到一份工作。我想很快她就会和一个酒店服务生睡到一起――工作间隙，他们俩会钻进酒店的空房间。这个房间也被其他酒店工作人员用过，他们在里面干完事儿后甚至连床单都不换。我的战友们让我别再想象那样的场景，他们坚持说我是从电视或电影上看到过类似的场面，所以才会这样想。而且就算生活中真发生了这样的罪恶，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相信他们说的话，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但我还是很感激他们想安慰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