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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句：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主“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又有人来问子路了。孟伯武是三桓中孟孙家的少掌门人，同时也是孔子的徒弟，他来问：“子路可以说是个仁人吗？”
这话也不用问了，答案当然不是。在孔子眼中，活的人里边，一个仁的他也没观察到，大约只有死了的尧舜是仁的。孔子说：“子路算不算仁，我不知道。”这就等于不算了。孔子这么说是客气。
孟武伯说：“那子路算什么呢？”
“一个中等大的国家，有一千乘兵车的，子路可以负责给它征兵和征兵赋（向各城邑征收兵车、箭矢这些东西叫做兵赋）。也就是这么大的能量吧。”
“那冉有呢？”
冉有也是官做的比较大的，孔子说：“冉有可以给一个卿大夫家族（有一百乘兵车的，譬如三桓家族）当宰臣（相当于大管家，高级政事官）。至于冉有算不算仁，我不知道（那就不算了）！”
“那公西华如何？”
公西华这人特谦逊，有点刻板，是个礼仪专家，孔子说：“公西华啊，可以把腰带系紧了（平时腰带松着，耷拉在胯上，遇上正事了，就系紧了，高到胸下），作为礼仪官，应对诸侯宾客，算是外交司司长，至于算不算仁，同样不知道啊！”
看来，孔子这几个比较出色的徒弟，都是器啊。只是胜任一技之长，完成一定官职，比起立言治国化民的政治家，还都差着呢？大约管仲、商鞅、伯里克利什么的，可以算是政治家吧。
第八句：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
这回真正的仁人终于出来了。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谁更厉害。”
子贡有自知之明，知道老师最推奖颜回，于是说：“我哪敢跟颜回比啊。颜回闻一知十，我闻一知二。”
孔子见子贡这么说，也许是为了安慰子贡吧，也许是为了表示赞同，就说：“是啊，我跟你一样，咱们理解力都不如他。”
颜回的优点，就在于内心真的有仁，真的能诚心诚意怜惜别人，愿意促成别人的利益。虽然颜回没有什么建树，既没当官，也没出书，也没召徒弟，但是颜回凭着这个超级了不起的仁，鹤立于所有七十二人诸徒弟之群。
不过子贡这里也够坏了，并不说颜回是仁人，而说颜回理解力强，就像称赞牡丹不说花美，却说抗旱，也是避重就轻。
第九句：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最坏的徒弟也出来了。宰予在大白天睡大觉，被孔子看见了。宰予以前就最“反动”，对三年之丧持反对态度，惹孔子不高兴。孔子看见宰予白天税大觉，大怒，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粉饰）也！这样的烂货，要不得了，修理不了了，宰予不能要了，我一句话也不能再教他了。”
孔子善于学习，能从三个同行的人中学到东西，向其中好的人学到好的，向其中不好的人，找到可以令自己引以为戒的东西。于是孔子就从宰予这里总结出收获了：“以前，我听了某人说话，就信了他的行为。现在看了宰予，我改变了。我是听了某人的说话，还得观察验证他的行为，才能决定信不信他！”
看，孔子又把坏事变好事了，从一个消极的东西中悟到有益的信条了，这大约也是闻一而知二吧。从前孔子很天真，别人说什么，自己就往好里想，就信什么，现在不了，大约是被宰予骗了，所以开始不相信人了，要验证了他的行为才决定是否相信。
大约宰予曾经在自己的作息表里，这样规定过：早晨六点起来，运动，做操，吃饭，念书，背英语单词五十个；中午吃饭，饭后饮水二两，下午三点至五点诵经200分钟。现在发现，吃完饭却是去睡大觉了。
孔子对人类美好的信任情感，全因为宰予睡大觉给毁了，宰予真是历史的罪人啊！
我在美国的时候，同寓所合租的年轻夫人说：“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见到一个人，是先假定他是坏的，然后看了他的行动，再慢慢证明他是好的。在美国这里，人们见到一个人，都是假定他是好的，然后通过他的行为，如果推一再是欺骗人，再慢慢认定他是坏的。”
这大约和孔子得到的教益，可以互看。
如果这位女士说的是真实情况，那说明中国人的人心，竟没有美国这里“古”了。大约教化，终于不如社会体制对人心和人性的影响更大吧。
第十句：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刚，大约就是坚持自己原则的意思。刚，表面的意思是刚烈，但深层的本质是坚持自己的信条和原则。譬如你相信人要为仁，要诚信，要尊重别人利益，要奉公守法，要遵守社会道义，然后你及其坚强地履行这些信条，别人怎么收买，怎么威胁，你都不改变信条，都按信条做事，你表现出来给别人的，就是刚，刚烈。
孔子说：“很遗憾的，我没有见到刚的人！”
这确实是很遗憾的，如果诺大一个中国，没有刚的人，那就等于说，没有人是能坚持履行自己的信条、原则和信仰的。这或者是因为人们都没有信仰（仁，诚信，尊重别人利益，奉公守法，遵守社会道义），或者是有信仰，但是假的，或是有信仰，但是不坚定，遇上别人来行贿一百万的时候，信仰就妥协了。
有人说：“老师，申枨这人有信仰啊，是刚的啊！”
孔子说：“申枨这人多欲，欲望大，焉能是刚者！”
欲望就是对信仰的最大挑战。林则徐说无欲则刚，就是从这里化解出来的吧。
如何才能有信仰、坚持原则呢？靠克制欲望，就是保有信仰吗？我是不同意的，也许佛教就是这么处理的，后期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也是这么设计的吧。把欲望灭了，人的原则行就坚强了。
但是欲望是很难灭的。克制都很难。
鄙人认为，一个人能不能刚（有原则性和坚持信仰），取决于他有没有独立完整的人格，而人格完整与否，又是社会体制是专制还是民主法治所决定的。在专制社会下，皇上是绝对对的，明清的皇上动不动就拿鞭子抽大臣，就像对猪狗奴才一样，大臣没有思考的自由，没有发表独立性的言论的自由，个人生命和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全仰仗皇帝的意愿，臣子依附于和接受皇帝意识形态，受皇帝支配才能取得官位和保住官位，人格的独立完整也就被皇帝给剥夺了，于是也就没有原则性，没有笃信和坚行的信条了。他们唯一的信条就是活下去和把精力发泄到对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上。大臣们是这样，在一层层官吏统治下的小民更是利益无告，人身无主，没有财产上和精神人格上的安全独立，根本难以维持完整的人格。从臣子到民众，你让他们刚，如何可得？
上面说的是专制体系下的物质权益层面，从精神权益的层面上讲，也是不对等的，个人也是没有完整的精神权益的。专制讲求君臣民的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就是否定人与人的平等，没有个人的独立。个人意愿、个人意志、个人人格、个人生活都是不独立的，欲求其坚持原则和个人信仰，何异于无皮而求毛。
所以，获得信仰和坚定执行，不是靠着灭欲、摒弃欲的干扰，而是靠着社会体制和机制能不能给人独立完整的人格。
鲁迅写到的中国人的诸种劣根性（自私、冷漠、欺诈、自大、精神胜利），其根，都是来自于专制的。专制养成了这些劣根性。不是人种的问题。也不是教育的问题。也不是素质的问题。也不是欲望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体制制度的问题。
第十一句：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说：“我不愿意别人把一些东西加诸我，我也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加诸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