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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到了这样一天以后，所谓君子和小人的划分，也因为二者境界格调差异的泯灭，而泯灭了。
也许我们看到的高智慧外星人，那些长得古怪的大脑袋和细脖子大肚子的家伙，他们就是不分君子和小人的吧。不过，也许到了那一天，社会阶层间的客观距离和精神差异非常缩小，做人又没有什么意思了吧。
第十七句：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这是讲修身的，也可以推展一点说是讲求仁的。孔子注重改造自己而不是改造别人。譬如前面说的不怕别人不赏识我，怕我没有什么可被别人赏识的。这里，同样孔子建议向别人学习，以改造自己。
别人不外乎分两类，贤的和不贤的。贤是什么概念呢，似乎没有确切不变的定义，我们不防说是仁人，还有具备其它二级好品质信、勇、知、义、慎独、孝悌，这样的人，总归不会是不贤的人了。所以，贤人就是具备孔子主张的和一般社会意识认同的诸种好品质的人。它未必完全等同于仁人，但仁人必是属于贤人。
孔子说，遇上贤人，就向他学习，见贤思齐。遇上不贤的人，就看看他哪里不贤，以纠正自己相应的地方。
这大约也是任贤齐的小齐的名字的来历了吧。
仁的教化，主要靠表率，上对下的表率。与之相辅相成，孔子自然又要号召大家去效法学习别人，见贤思齐。这样，仁，就像一粒石子激起的层层波纹，在社会上扩展开来了！
第十八句：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孔子要求孝，他说：“子女事奉父母，父母有错，要很委婉很几微地去劝谏（譬如王孙贾问孔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说了一句俗语，好像不相干的话，实际是在劝谏孔子不要跟卫灵公的夫人搞关系，不要媚于奥——贵人亲戚，要媚于有实权的灶——卫朝臣们，就是这样的，这叫“几谏”，婉转地暗渡陈仓地劝谏，让父母醒悟却不失面子，别人都看不出来这是劝谏）。如果父母不听从，就恭敬地顺着父母去做，找机会再几谏。这样虽然把自己累死了，也不要怨艾父母。”
这就是孝。既不是愚忠愚孝，但也不是违背等级秩序的犯颜硬谏，扰乱和颠倒等级秩序。当时都是大家庭政治，君主就是个大家长，所以子道即是臣道，对待父母的方式就是对待国君的方式。孔子讲夫子、君臣之间互有影响制约，但这个大等级秩序的维护无论如何还是第一位重要的，细品孔子这句话还是看的出来的，下级对上级要有谏，但是又劳而不怨，敬而不违，举着牌子上街游行那样，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完全落为君父的奴才，则又是违背孔子的。总之这是一个精细和谐的等级秩序，既不能走向后代皇权社会的臣子儿子变成奴才，也不是动不动就弹劾总统以议院集体辞职相要挟那样。
这就是孔子。
另外，孔子这一招，还体现了他从家庭人伦这些微末小事出发，规范引导，习惯成为自然，小节养出大体，终于归依到对君臣等级秩序的遵守，治国安邦上去的这样的特点。这也是儒家的别出心裁。
当时有五大人伦，上及君臣，下连夫妇，偏及朋友，从一个稳固谐和的家庭单元为出发点，构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国家。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家庭人伦的处理方法和国家的等级秩序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孔子讲子道的比较多。
第十九句：？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还是讲子道的。父母在的时候，不能出去远游。所谓远游，就是当时的人出去找官做，越跑越远，类似到北京、深圳去漂。漂的顺利的时候，就做了官，不顺利的时候，就跟随着谁念念书。古人管这个叫宦游。孔子说，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能出去宦游。硬要宦游也可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方位，别从北京到广州广州到日本地乱漂，搞得父母很没有方向感。
当时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出门就基本上失去联络了。虽然可以写信，但只能托私人传递，而且木板上也写不了几个字。而把父母甩掉根本不管，为所欲为，这显然是背离等级观念的。所以，父母在，不远游，犹如时时念着君主，不能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一样的。还是着眼于从精神上顾及维护等级秩序的。
第二十句：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这是把仁的原则，又糅合到孝里了。孝，除了表现为不甩掉父母乱跑，对父母的话听从但不失“几微之谏”，还要在精神上突出仁。对于父母的年龄，一定要知道。知道之后，一方面很欢喜，因为父母又增寿了一年，一方面很忧伤，因为父母离死又近了一年（咳！）。你看，这样的孝里，透着仁的心性，如果没有这样仁的心性，那么只有形式上的奉养父母，就和养马养狗没有区别了。
我也养了一只小狗，也总是想到这小狗七岁了，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看来，我的仁心，已经施及动物了。而对于人，对于父母，客观距离条件和种种缘由的存在，却是孝心虽有，孝行却很少。唉。
第二十一句：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这就是古代的人推崇说话要讷讷的原因了。古代的人尽量少说出话去，因为怕自己的行为追不上自己的话，那是一件令自己可耻的事情啊。基于这样的原理，那作为君主，就应该少讲仁和恭谨、信、勇等等这样的东西，唯恐自己说了，自己却做不到，徒然向下损害了人们对仁、信、敬、勇这些道德的相信度。所以，应该从行动上去行仁的表率以为向下的教化，而不是只是在口头上反复强调仁和什么什么的。
这句话对现在的政治者也是有教益的，现在电视上讲话，总是“要坚持贯彻，要强调落实，要。。。。。。”，总是在说，在强调，其实这是危险的事情，强调多了，自己一旦某些方面并不能做到，反倒削弱了人们对它的信用。等于你否定了你所强调的东西了。既然你都否定了，那么人们也就跟着把它否定了。把本来一个好东西给毁了。所以，如果你没有信心很好地做到你所强调的东西，你宁可不要说，不要强调。
譬如说，仁和孝，本来是个好东西，你不强调，人们也是怀有一定的仁心的，儿子也不至于要打老子的，但你强调了，随后你又没做到，以后人们反倒对仁和孝的态度变复杂了。人们本来是有可能比较相信仁和孝的，被你这么一折腾，反倒可能不相信了。这就是道家说的，儒家分子强调德圣仁义，强调一样，就毁一样。
所以，孔子的仁的教化，道德的教化，不是重在口头上的，而是重在行动上的。以行动去教化，而不是以语言去教化。这是孔子要求的。以为唱唱高调就算完成任务了，在孔子看来，这是危险乃至可能令自己陷入可耻的。
一些本来美好的东西，被你说了又不去做，就被你弄得不美好了。中国有些个词，就是这样被搞坏的。强调一个，毁一个。
譬如仁，本是人类情感中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历代统治者强调的太多了，而实际上统治者又是不仁的（以万物为刍狗），于是现在人们反倒不怎么相信仁了，觉得仁是一个统治者说出来骗人的东西，反倒弄得人民不愿意笃信和行仁了。
第二十二句：？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这一句是延续上一句的意思的，孔子说，用简约的办法处理事情（比如少说而慎重地去做），这样把事情给处理差失了的，坏了的，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意思是说，你故意大张旗鼓地去搞，去推行什么教化什么，反倒容易搞砸了。这跟道家说的行不言之教，是有点接近了。道家不大施说教，而是按照道去引导着无影无痕地去做，反倒可以实现它。
譬如“以骄奢淫逸为耻”，你不去说它，而是行动上一点点去体现和印证它，用一些行动和事件让人们心中认识到这一点，自发地形成了这样的价值判断，用这种“简约”的办法去引导实施它，最后实施失败了的，按孔子说，应该是很少见的。而大张旗鼓地去说它，行为上却做出这样的例子有限乃至相反，最后人们却可能并不相信这个观念了。所以，搞标语性的东西，是不好的，是不“约”的。美国没有什么标语，但一些东西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