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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试想一下，在古代专制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都是被剥夺了的，他们怎么会求完整和深刻的精神生活呢？专制本身就是剥夺人的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怎么奢求他去有精神生活，去上进、求仁、闻道呢？说的难听一点，一个奴才，你怎么让他有精神生活呢，怎么能让他求道和行道呢？他连和皇帝、大臣对等的人格都没有。当然，大臣也是一样，大臣和皇帝之间也没有对等的人格。总之，他们怎么会有精神生活呢？怎么会求道呢？他们只会把所以力气都转移而集中发泄在求物质方面罢了。
我们看明朝人物质生活世界第一，但是精神生活世界倒数第一（当然这我有点夸张），就是例子。明朝是专制程度最厉害的时代之一。（当时西方的文艺复兴、科学、哲学等大发展，牛顿等伟人哲人辈出，而明朝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
不把专制还是平等自由、权益得到保护这种社会体制的大前提解决好，奢求民众有崇高的精神生活，有闻道这样的欲望，是无薪而欲炊汤。你光抱怨或者鼓励大家去闻道，闻道的现象就能“沸腾”起来吗？这些不知道孔子在抱怨和哀叹或者鼓励的同时，有没有想到。
第九句：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斋
这句话说的比较一般，没有谈仁这种大东西，就是说，一个人，立志于追求和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是他行动上，却还是以自己吃的不好穿的不阔（不能富贵发达）为耻辱和忧虑，那可见他并没有真正立志于追求精神生活。这样的人，仍然是“俗人”，孔子不愿意搭理他们。
第十句：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这里孔子首次谈到了“义”。孔子谈义不是很多，后来孟子谈义比较多。仁义是连说的。仁是内心的，义是外在的。也就是说，仁是内心上尊重和促成他人权益这些东西，义是外在表现，所谓“仁内义外”。义，就是按照仁的原则去做事罢了。
譬如说，你作为臣子，不坚持操守，却假公谋私，或者上侵君权，这就是不义的；你去侵害他人，你欺诈他人而拿来的钱，就是不义之财。这些外在表现，其内心里不合仁的，损害着他人的正当权益的。而他人或者其它国家遇上了灾害，你去赶过去帮助，你这就是义举，因为你在成就他人的权益。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定出哪些事是一样样要去坚持的，哪些是一样样要去反对的，一切只求合乎于义就去办。也就是说，义就是绝对标准，不合乎于义就不办。而义又是外现了仁的。所以，仁就是标准。而仁又是维护和促成他人的权益、利益。那么，根本的标准就是：人天生有着权利，比如生存、自由等等权力，要维护和尊重这些权力，也就是要仁，表现出来就是义举。
孔子强调义作为天下事的从事标准，一切治国的是非对错的判断依据，就是对人的权利利益的维护。而人在那个时代又是分成不同阶层。所以，孔子既要维护民众的权利，也要维护君主的权利，也要维护臣子的权利，这就是义的具体内容。这样，也就建设了一个和谐的等级秩序。孔子的仁与义，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他那个一个中心的——维护既有的和谐的等级秩序。
能维护了保障了各等级利益的行为，就是义的行为。所以，对于三桓侵害了君主权利，孔子要控诉，这是不义的。当然，如果一旦君主走向极端集权，孔子也势必也控诉，因为它侵犯了臣子和民众的权益（也破坏了既有的和谐等级秩序）。在孔子那个时代，后者情况比较少，所以孔子发出这样的控诉很少。但是后来的战国时代，王权加强，孟子就开始发出了该类型的控诉了，乃至喊出“民贵君轻”，“杀一独夫”这样的话。（把这种话纯粹理解成孟子有民本思想是不恰当的，孟子不过是在和谐的等级秩序出现头重脚轻不再和谐时，发出要求回复和谐的呼喊，也就是君安于君的权益，臣安于臣的权益，民安于民的权益，并不是绝对要求民为主的，民走到金字塔尖上去的。）
不过，不管孔子思想还是孟子思想，在后来的皇权时代，都被改造了，把维护既有的和谐的等级秩序这个一个中心，改成了维护皇权的绝对地位这样的一个中心了。所以，朱元璋看见孟子还求民在和谐等级秩序中也获得一席之地，君主不能任意膨胀自己的权力和破坏这个和谐秩序，否则就要杀一独夫，这样的言论，大怒，恨不得要把孟子杀了。
这就是先秦儒家和皇权时代的儒家的本质区别。前者是求一个义的和谐的等级秩序的（各层次干系人都保有自己的权益的，所以说是“义”的，各层次有利益保障因此是具有基本对等人格），后者是求一个绝对的皇权至上的皇权极端膨胀的畸形的（其它阶层得不到权益保障，因此也就是不全面“义”的、下层因此也就不具备与皇帝对等人格的）等级秩序。
这里说到对等人格，我的意图是，没有对等人格的情况下，人就实质上成为了奴才。而奴才身上，是无法求其慎独、求仁、求信的，乃至科学、文化的发展就更谈不上了的。
由此我们也就看见了先秦时代的人，与皇权时代的人，在风格上的不同了。因为前者毕竟是有一个比较和谐的等级秩序和基本的人格对等的。所以先秦时代的人，有着人格魅力和可敬可叹和较少奴性，同样，先秦时代的科学、文化也勃勃有生气。
第十一句：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这里话题发生了转换。孔子说，君子（特制有地位和有血统的人）追求精神生活，怀念的多的是德行，而小人（社会地位和出身卑微的人）怀念多的是乡土。另外，君子对刑罚很敏感，尽量使自己不要触犯到刑罚，下人对实惠比较敏感，不太在乎刑罚，更对实惠敢于豁出去。
这里比较了君子和小人在品行和价值观上的区别。看的出来，君子是一些知耻的有荣誉感的人（怕刑罚就是知耻），而小人是对知耻和荣誉感不甚敏感对物质利益更敏感的人。
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孔子观察到的也许是事实。我们比较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出租车司机，大约现在也是这样的。但不排除有的大学教授不知耻，不怕刑罚，不怀念德行，而出租车司机却有着崇高的精神原则而对物质并不像苍蝇那样死叮猛追的。不过，总体上看，前者的断语还是对的。为什么大学教授和出租车司机，或者说古代的君子小人，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是因为血统的原因吗？是因为财富水平不同的原因吗？是因为受教育不同的原因吗？
我觉得，这些都是影响的原因，但都根本并不在这里。这种君子与小人在境界上的区别，不是教育、血统、财富所导致了的差异促成的，而是专制造成的。帝王专制体系下，不同阶层的权益的保有和被侵犯的程度不一样，越往下被侵犯得越深越严重，他也就越没有独立人格和对等人格，他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观取向就会越境界低下。所以，就会出现“君子怀德，小人怀惠”这样的境界差异。
所以，一个理论上的非专制的民主平等社会，应该呈现为，不同阶层的人（大学教授和出租车司机）都有同样独立的权益保障，获得人格完整和独立，也就带来精神境界上的基本接近。就不会出现“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这样的观察到的境界差异。
第十二句：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是一贯主张教化，而反对用物质利益去刺激和引导的。虽然他意识到了专制体系下小人怀念更多的是“利”（实惠），但他也并不主张用“利”来治理调动这些小民。
孔子说：用利益杠杆来拉动人，来用利害计算来引导人行事，这样下去会发生很多怨恨和社会矛盾。
为什么呢？因为鼓励大家追逐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势必就难免侵害别人利益，于是互相的怨就出来了。而这刚好又正是违背仁的原则的。因为仁是要尊重和保护别人利益。所以孟子有“义利之辩”（义是仁的外现，义与利是基本矛盾的，孟子强调义，不赞同君王用利来鼓励和调动民众）。孔子也基本是这个观点，孔子很少谈利。孔子希望用仁的教化，使得大家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