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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俗语“与其媚于奥（尸），宁媚于灶”来发问，也算是有才学的了。比那种直截了当地说话，要雅致多了。
现在中国人说话跟西方有差别，都不直接说我要你该怎么样，而是说一件旁的事，去“点”对方。外国人遇上这个，就很迷惑。这固然算是很雅，或者是很给自己或者对方面子，但浪费了时间，而且有一点点虚情假意，却似乎是难免的。大约王孙贾早就是这样的了吧。
第十四句：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是称赞周礼的。周代的礼仪，把从前夏商二代的都给整合发言了，高兴得我孔子了不得了！
第十五句：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入太庙以后，对那里的祭祀情况，一点一件都要问。旁人说：“这个老家在鄹的小子，不是很知道礼仪的学问吗，怎么一样一样老是请问啊，他到底真知道假知道啊。”
网友把这个留言转告孔子以后，孔子气坏了：“我那是不明白吗？我那是看见你们处处搞错了，我不好意思直说。我就通过发问的形式，点点你，希望你们自己醒悟过来呢！”
呵呵，该！谁让你有想法不直接提，偏要通过发问的形式绕着圈子“点”对方！孔子说话，跟王孙贾一样，都是绕圈子的。
第十六句：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在行射礼的时候，箭靶子中心，是一块虎或者豹的小皮子，这帮人行射礼的时候，为了炫耀自己的臂力，常爱把这个皮子的靶心给射透了。孔子很看不惯，这哪是在行礼啊，成较劲了。我们争的是德行，而不是力气。所以孔子说，射礼在射箭的时候，不是非得射穿皮子才好，因为人的力气有大有小，礼仪为了促进德行，加强和睦的，射着了就行，这是古来射礼的正确要求。
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做事情的时候，做的特卖力气，以致于忘记了做这个事情的目的，甚至走到了原初目的的对立面上去了。譬如体育运动是为了提高国人自信和荣誉感的，最后弄出了很多乌七八糟的猫腻，跟原初的争自信和荣誉感就远远背离了。
孔子这句话，还是讲礼仪重在调心，如果不能调心，反倒让人的心思乱了，走偏了，那就不符合礼仪的本道了。
第十七句：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主
这是个很经典的话。子贡说，朔日（每月初一）行礼的时候，要杀的那匹羊，也真是够无辜和浪费的，咱不要杀了吧。孔子说：“子贡啊，你舍不得的是那只羊，我舍不得的是那个礼。”
呵呵，这是很有趣的。
爱，在古代语言里，不是现在love的意思（子贡不会有恋动物癖），是小气不舍得拿出去的意思。譬如，“不爱其躯，赴人之困厄”，就是，为了搭救人的困而，我舍得自己的躯体，不吝啬它。这是大侠的风格啦。
第十八句：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这是孔子倒霉的叹息，他说，我对待国君最讲礼仪——目的是为了崇君——可是人们却认为我这是谄媚，是为了讨得自己的好处。
加强君权和谄媚，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表现上都会把国君往神圣方面推，但是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第十九句：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君臣之间应该怎么处关系呢？”
孔子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意思是，君臣之间，人格是对等的，君主对于臣子，按照礼仪要求的尊敬的态度来对待，臣子对于国君，要尽心尽力去想去做——也就是忠。
可见，孔子虽然处心积虑地崇君，但还不是无条件地像奴才侍奉主子那般。他是要求一种合理正常的等级秩序。上级并不剥夺下级的人格。这也是先秦时代专制力度弱的现实情况。
但是，到了后来皇权专制走向极端的时候，我们看看德国人在“我大清”出差时的见闻吧。据黑格尔说：
“每一位‘满大人’都有用竹杖行使笞刑的权利；就是最高最尊的官吏——公卿、总督、甚至皇帝的宠臣——都可以遭受这种刑罚，皇帝的宠臣不因这种笞打而被疏远，被笞的本人也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英国晚近派往中国的使节，由王公群臣伴着从宫中回去的时候，礼部尚书为了清道起见，毫无礼节地用鞭子赶开拥挤的王公贵人。”
先秦时代的忠孝，都是相对的，而后来的忠孝，包括对老爹的孝，都是绝对的了。
这种绝对的忠孝是有害的。我们再听听黑格尔对它的认识吧：
“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就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中国，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他们的道德的决心已经被规定了的一切法律（也是体现皇帝道德的——潇水注）和皇帝道德的监视所占据。在中国，普天之下，一切政治都集中在中枢皇帝的身上，各个臣民无从取得独立和主观的自由。中国的人民，依赖各种的法律和皇帝的道德意志，所以是依赖一个人的意志。”
那么，这又会如何呢，当臣民没有与皇帝对当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那么臣民就不再具备荣誉心，就会敢于做各种欺骗和贪污败坏的事情，他们对于国家，也没有负责任的爱意（可以参看明末和清末，对于外来的侵略，中国人抵抗的是多么脆弱）。而且，在专制下，没有独立人格的臣民，也就不可能获得科学和艺术上的发展。因为科学，是需要独立的科学精神的，艺术的高的境界，也是如此。对于一帮人格不独立的各级“奴才”，科学和艺术都是奢侈。
在宗教信仰上，没有独立人格，也不会有真诚的崇高的宗教信仰。中国人也是信佛的，但那就好像投保一样，购买保险一样，是一种利益回报所导致的信奉，和古希腊人对于神灵的诚挚的、无私的、崇高的信奉，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或者比某些西方人对于基督，也是不能比。
总之，专制，是中国宋明清以来，各种社会疾病和开始逐步落后于世界文明的最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人到宋明清就变得不聪明不能干了，也不是一个文明持续的久了，就无缘无故、自然而然地就要衰落。
秦汉时代，因为是分封时代向皇权专制的过渡时代，所以中国的文明、人格、科技、文化，都还颇有可观之处。
黑格尔说：“在我们基督教世界中，每一个阶段人人都具有道德上的尊严。在这一点上，高等阶级和低等阶级是平等的；而且宗教既然普照各色人等的上界，每一个阶级又取得了法律上的平等——人权和私产权。”——这些，导致了西方社会的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社会物力的发展。
近代科学为什么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原因大约就在这里了。
梁漱溟说，如果大清朝这样的专制体系不变，再过两百年，中国也造不出飞机来。
不是政府不让造，不是老佛爷讨厌火车。是根本臣民在专制下被训练出的精神人格上的卑微不独立不完整，注定了他自己是无法在科学道路上走深走远的。所以，飞机，就必然造不出来。
孔子的时代，是分封时代，君权专制不厉害。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给君主君主该有的权力，给臣子臣子该有的地位和权益，所谓“君君”“臣臣”，所以我们绝不能把孔子的思想，和后代的集权专制全部等同起来。
可以说，后代的皇权专制，是建立在孔子儒家思想观念上的，但又绝不完全等于孔子儒家思想。孔子没有推崇绝对君权和专制。孔子是君君臣臣各得其位的等级秩序维护。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君权虚弱，如果换了是君权绝对，而臣权在等级秩序中被严重压缩（犹如后代皇权专制中所出现的那样），那我们认为孔子会不遗余力地反对绝对君权，而改为为大臣们张目呐喊的。
孔子要的，是一个和谐的等级秩序，不是君的严重集权，也不是臣的严重集权。这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
而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