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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面对询问，从容不迫地一一答对。她说：“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检查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不能证明行凶时有第三者介入，于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检查官却认为：“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批的机关的人员主动陈明、承认，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孙传芳家属也宣扬和状告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处罚。于是，孙、施两家代表在法庭上展开“法”、“理”辩论，数月之后仍未了结。
当时的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剑翘为有期徒刑十年，经辩护律师代为申诉，念其事出有因，天津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改为有期徒刑七年。
关于施剑翘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理应既往不咎的说法，当时的《大众生活》杂志曾经在1935年11月23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文章说：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但是，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据说，这和孙传芳密谋勾结日本人策动北平驻军叛变一事有关。1933年5月7日，当时的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透露：刺杀张敬尧，是执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制裁令，因为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土肥原的指使潜入北平，策动驻军叛变，妄图制造暴乱，而和张敬尧一起策划这次叛乱的，据说就有孙传芳。因此，孙传芳当时虽然逃脱，但是也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和迟早被清除的对象。只是，因为孙传芳发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故此深藏于天津租界内，闭门不出，韬光养晦，暂停汉奸活动，蒋介石才没有急于下手，使他又多活了两年。
施剑翘被赦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施剑翘随即奔赴南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并兴办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施剑翘于1952年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1957年，施剑翘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直到1973年病逝。
孙传芳被刺之后，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请他的结盟兄弟何毓华监修孙传芳墓地，历时三
载。1939年3月7日，孙家子女将孙传芳及其二位夫人（张夫人、周夫人）合葬于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国社会名流章太炎和陈陶遗、孙思孚、郭则禨、顾祖彭等分别为其撰写了“孙君神道碑”和“孙君墓志铭”。
居士林血案发生后，在天津影响巨大。当时引退的军政界要员对居士林从此避而远之，林长靳云鹏即使偶尔前去视察，也都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们更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第2章 汉奸末日：汪精卫死因之谜
在中国动荡不安的现代历史上，汪精卫绝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叱咤风云、权倾一时，却最终落得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但是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在汪精卫复杂多变、惊险和耻辱并存的一生中，他最终的死因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疑团。
从领袖到汉奸
在中国，像汪精卫这样背叛祖国的人是最让国人痛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原来姓“汪”的人都去掉三点水，变成了“王”姓。就连汪翻开资料，汪精卫祖籍安徽婺源，按现在省界的划分，今属于江西。元代末年，其祖先从婺源迁至浙江的山阴（今绍兴）。绍兴在明清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所谓“师爷”也就是为官员出谋划策的人，即幕僚。汪精卫的父亲便以此谋生，先后在广东的番禺、三水等县署做过幕僚。汪精卫在汪父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十，在四个男孩子中排行第四，所以汪精卫又常被家人唤称“四哥”。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当时汪父正在广东省三水县任职，汪精卫的出生地应该是广东三水，但翻阅汪精卫个人填写的履历，出生地一栏却填的是广东番禺。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精卫”也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使用过的笔名。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且聪明伶俐，曾一度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他演讲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抑扬顿挫，一时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竟抛开学业，追逐汪精卫的行程，聆听汪的精彩演说。1908年两人结婚，当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只有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