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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头的枪声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这座公寓在30年代的上海，也算得上高级了。他住的房间很窄，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室内整洁，绝不紊乱，环境安静。这么一个房间，每月租金要付四五十元，但穆时英毫不在意。自《南北极》、《公墓》一炮打响后，《现代》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一篇他的小说，良友图书公司又不断出版他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黑牡丹》等小说集，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时英经常涉足的。施蛰存后来回忆穆时英时也说：“他的日子就是夜生活，上午睡觉，下午和晚饭才忙他的文学，接下来就出入舞厅、电影院、赌场。”而当时有份杂志甚至戏称穆时英“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是他的丈母家”。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不久，穆时英又迷恋上了回力球赌博。日复一日，以致无法自拔。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1933年前后，穷困潦倒的穆时英为了改善收入，参加了为正直文人所不齿的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因为那里虽然声名狼藉却收入颇为丰厚，从此，他那辉煌而又短暂的文学生涯便在审查所谓的“赤色”书籍中消磨掉了。后来，他又参加编辑《文艺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精卫伪政权的一个要员。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日伪政府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正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之时，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就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个时候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辆人力车上路。其时，天色昏暗，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条黑影从街边迅速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过来，对方立刻出枪，向其射击，几声枪响过后，穆时英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
穆时英只活了短短的28岁，在他被暗杀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汉奸”而罪有应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人在香港撰文为穆时英辩诬，说他是中统特工而被军统误杀。从此，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人们议论纷纷却又各执一词，成为一宗迷案。
死后的争论
在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穆时英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死因说法各异。
穆时英死前一年内的活动主要是投靠汪伪政府，效力于伪政府的新闻宣传。但是，具体到当时穆时英担任何家报纸的总编，则说法各异。施蛰存先生回忆说他当过《中华日报》的总编并因此而被杀。
但是，研究者考察当时的上海新闻史料发现，《中华日报》是汪伪在上海的机关报，1939年7月9日复刊。当时准备由林柏生任社长，叶雪松任总经理，郭秀峰任总编辑。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则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忆。他回忆说，《中华日报》正式复刊后，“先后由刘石克、刘静哉、殷再纬任总编辑”。回忆并没有提到穆时英。那么，穆时英作了什么报的总编呢？有学者认为，当时，穆时英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伪政府，具体的投靠对象就是胡兰成。根据郭秀峰的回忆，当时的汪精卫亲信林柏生当上了伪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长后，“在上海积极扩大宣传，设立小型报《民族日报》，社长穆时英……”。1940年2月21日，汪伪的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停办《民族日报》。利用该报的机器设备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张的小型报《国民新闻》。同时，《国民新闻》的全班人马甚至设备都来自穆时英任社长的《民族日报》社。开始，《国民新闻》社社长是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暂时由黄敬斋代理社长，但由于总主笔胡兰成的推荐，穆时英很快当上了总编辑，不久，又取代了黄敬斋，正式任社长。
也有学者认为穆时英任过《文汇报》社长一职。但是，根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的记载，《文汇报》是英国人克明出面注册、由严宝礼经营的。具体由徐铸成、柯灵等进步人士主持，是一份进步抗日的报纸。它“创刊于1938年1月上海‘孤岛’时期，1939年5月被日伪逼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而穆时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就到了香港，这个时候，《文汇报》还没有创刊，等到他1939年返沪后，《文汇报》已经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间，穆时英不可能当《文汇报》社的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说法认为，1939年5月，《文汇报》被汪伪政权停刊后，汪伪政权想夺取该报的阵地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派人收买克明，想把《文汇报》改造成他们的报纸，穆时英当时就是筹备中的伪《文汇报》社社长。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书，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
该书记载：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筹组伪政府。上海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无不对汪破口大骂，尽情抨击。在这十里洋场内，“汉奸傀儡”臭不可闻，“弄堂政府”传为笑柄。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开会，商讨对策。
他们认为应该来个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自己办报；一是打掉那些报纸，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
关于办报人选，他们选中了人称“鬼才”、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既和中统勾勾搭搭，又和他们暗通关节。
当时，《文汇报》的负责人徐铸成等人知道汪伪政府的阴谋后，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联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伪政府的企图。汪伪政府想迅速接管《文汇报》的阴谋失败后，在进行《中华日报》的复刊和《国民新闻》创刊的同时，也仍然由穆时英在筹备《文汇报》，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杀身亡。所以，所谓穆时英任《文汇报》社社长一事，仅仅是筹备时期的社长，而非正式的社长。
关于穆时英其人的研究，至今最大的分歧还是他被刺杀的原因。从史料上可知，穆时英先后曾经担任汪伪政府控制的《民族日报》社社长、《国民新闻》总编、《国民新闻》社社长和伪《文汇报》的筹备社长。从这些情况来看，他被冠以“汉奸”的罪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而其被惩罚的命运似乎也在劫难逃。实际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