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傕反目后，又引入了韩暹等人的白波军，来壮大自身实力，以便同李傕抗衡。武人内讧也就愈演愈烈。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2）
自董卓入京以来，朝臣对抗武人或明或暗，已成他们的心志所在；董卓迁都之后，联络关东“亲人”，也成为他们的夙愿。此番马、赵二人的出使，尤其是赵岐在洛阳转向河北，显然与此次出使的任务相悖，这显然是朝臣计划中的一步。
赵岐来到河北，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说，袁绍、曹操“将兵数百里奉迎”，此时的袁绍与当年指使王匡杀掉胡母班时候的袁绍判若两人，昔日的狰狞变为今日的谦逊，缘何有此转变？更为微妙的是，赵岐与袁绍、曹操会晤时达成了如下的约定：“期会洛阳，奉迎车驾。”天子要重返洛阳？这里面包含着什么隐秘？而袁绍又怎会向献帝表白“忠心”？
要知道的是，对于献帝的皇统地位，关东“亲人”们曾经有过分歧。这还要从初平元年（190）董卓弑杀弘农王那一历史瞬间说起。董卓弑杀弘农王，极大扰乱了关东会盟者的“精神世界”，他们由此形成了“否献”和“尊献”两派，下面就两派的观点和做法分述如下：
否献派就其观点而言，主旨在于尊崇少帝，否定献帝的皇统地位。关东反董联盟中的部分牧守——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和广陵太守张超等在酸枣发布的盟辞中就提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剪覆四海”（《三国志》卷七《臧洪传》），说明在他们心目中仍旧把弘农王视为东汉的皇帝。对于献帝，同为关东联盟成员之一的冀州牧韩馥就指出：“帝非孝灵子。”（《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九州春秋》）盟主袁绍也称：“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董卓，安可复信！”（《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这就明确指出献帝不具有继统的条件，也就谈不上具有皇统的地位了，并且董卓所控制的东汉王廷就可视为“伪朝廷”。就其做法而言，是要在否定献帝皇统地位的基础上，在汉室宗亲中选择年长有功德的刘虞来做新皇帝，并对此做出了包括历史和谶语符命在内的充分论证。
尊献派尊献派是针对否献派的观点和做法，持有不同意见的对立派，这派人物大致包括刘虞、袁术、曹操等人在内。就其观点而言，曹操在答复袁绍等人要拥立刘虞为帝的回信中就这样写道：“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要被尊献派拥立为帝的刘虞更是激愤，他说：“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勠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可见，在对待献帝皇统地位问题上，尊献派使用了两分法：将董卓与献帝相分立，既承认董卓的暴行，又承认献帝的皇统地位，全然不去考虑献帝是由董卓所立这一事实，而只强调献帝受制于董卓的状态。就其做法而言，是以消灭董卓为最终目的，这就有了曹操以弱旅独战汴水，与否献派的“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派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观点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谈到了韩馥在拥立上的用心，这里还需从两派人物对于道德原则和现实政治的认识各有侧重来看。
从两派观点上看，尊献派突出了一个“义”字。所谓“义”，一般认为是泛指道德原则或规范，而在两汉经学家那里，“义”具有道德自律的蕴义，并且提出了“义主我”的命题，引申开去，就是“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进而“义”又可发展成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义、礼、智、信也”（《白虎通义》），从“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的解释看，“义”成为人的本性，正是因为它作为道德原则能够为人们指示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经学家所设定的道德原则即是服务于君父统治的三纲五常，它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范晔曾有过这样的评论：“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3）
尊献派标榜“义”，可以看作是其人性的自然流露，是服膺纲常的表现，当然这也不排除有其掩饰的一面，像袁术那样的人物，《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说他“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故外托公义以拒绍”，《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又说他“惮立长君”。但在当时条件下，标榜“义”，却很容易为“义”所累，这是因为：尊献派承认了献帝的皇统地位，就确立了与献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是不违背“义”的必然选择。而献帝受制于董卓，董卓要假借皇权，讨伐不臣，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到那时尊献派又要体现臣节的话，就只有引颈就戮的份儿，讨伐董卓就变成了一句空言，像皇甫嵩、朱俊等就因一纸诏书，而舍弃武装，在他们心底里，正是“义”在呼唤着他们投向董卓等人已为其准备好的囚笼，如朱俊所言：“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后汉书》卷七一《朱俊传》）
而较之以尊献派为“义”所累，否献派就要轻松了许多。这不是因为同是具有经学素养的否献派人物会超越“义”，而是否献派通过否定献帝皇统，就成功地规避了董卓假借皇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是着眼于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关东牧守起兵之后，董卓就派了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环等高官组成的使团，前往关东阵营，目的很简单，“解释义兵”，换句话说，就是叫关东义兵投降。由此也可说明董卓深谙皇权的妙用。但袁绍却命令河内太守王匡将胡母班、吴循、王环等三人杀掉，使得胡母班至死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昔日同殿称臣的故友会向他们打开死亡之门，而操刀者竟然会是自己的妻兄王匡？是啊，胡母班确实成了牺牲品，但他的死却是袁绍等人对董卓假借皇权的示威，是要让董卓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可以否定献帝的皇统，因为他们尊崇的是被董卓废杀的少帝；因为尊崇少帝，所以他们并没有离经叛道，他们仍旧是“救乱诛暴”的忠义之士。况且，他们想要拥立的新皇帝是汉室宗亲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与董卓扶立幼主相区别，而年长有德又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在皇统继立上一贯坚持的标准，这同样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这样看来，否献派尊崇少帝，拥立新的刘姓皇帝，依旧是停留在东汉的君臣名分中，但较之尊献派对“义”的执迷，却能够在政治上获得较大的自主。就这层意义上讲，否献派的再造新皇统，具有探索汉末政治出路的性质。但它却因受到诸如刘虞囿于君臣之义而拒绝称帝、地方自治政权的渐趋成型、韩馥袁绍之间的利益纠葛等各方面因素的干扰而中途夭折。
尊献派没有改变献帝受制于奸臣的现实，反而会受到董卓假借皇权的牵制；否献派是以再造新皇统为归宿，最终也功亏一篑。尊献、否献两派在政治上的表现俱归于失败，但其意义不容低估：
第一，尊献也好，否献也罢，都没有挣脱君臣名分的羁绊，这就为未来寻求汉末政治的出路设定了来自思想意识层面的规范，冲破它谈何容易。
第二，献帝的价值要重新加以估价。在经过对献帝皇统的单纯尊崇和直接否定之后，是否会存在一条中间道路？从汉末历史的进一步演进来看，袁绍、曹操等人表面尊崇实际否定的“挟天子”设想的出现，就是对这条中间道路存在的认可。而这次在地方牧守之间围绕尊献和否献的争执，恰恰构成了“挟天子”的过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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