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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三国前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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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成功。但作为周、伍行政所要掩护的“运动”,起兵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统一起兵的讯号已经设计完成,由东郡太守桥瑁向各地发出,即“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所谓“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此前洛阳政变中袁绍与太傅袁隗“矫诏”诛杀宦官党羽,性质雷同。之所以要伪造这份三公的公文,用意有二: 
  一是,使州郡起兵得以成立。这里可以发现袁绍当年建议何进招募外兵的痕迹。同时也是官僚行政思维的体现。即便是举非常之事,也要“循规蹈矩”,先破除州郡不得随意募兵的障碍,在制度上寻找到起兵的合法性。 
  二是,把董卓树为国贼,标示出此次起兵是正义之举。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移书”的用语比较含糊,所谓“云见逼迫”,这受到逼迫的对象是三公、朝中名士,还是天子?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移书”的全貌,枉自疑虑而已。可是,这份疑虑并不多余。如果是三公、朝中名士的话,就难言国难,此次起兵,至多是士大夫的自救行为。那么这受到逼迫的对象就应该是天子了。可是,这天子是废帝,还是新君呢?如果是废帝,那么,新君成于董卓之手,亦当成为攻伐之的;如果是新君,起兵就无意义可言,袁绍等人还是回朝面君,与董卓同殿称臣的好。照此思路来看,受到逼迫的应该是废帝刘辩,国难的生成源于董卓的废少立献。而此前朝臣在废少立献之际的默然无语,虽有纵容的一面,要规避的是少帝和太后的还政,但在地方州郡长官这里,却又可得到新解。在太后亡故之后,来指斥废少立献,搬除董卓,少帝重新归位,士大夫自当是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功臣。而此种思维上的周折,的确是汉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后来还将出现,到那时,又将回到对献帝的认同上了。 
  “移书”发出,州郡响应。参与关东反董联盟的人马众多,按照起兵的地域划分,可见: 
  1冀州——渤海太守袁绍、冀州刺史韩馥。 
  2兖州——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 
  3豫州——豫州刺史孔伷、颍川太守李旻、陈国相许!
  4徐州——广陵太守张超。 
  5青州——青州刺史焦和。 
  6荆州——后将军袁术、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长沙太守孙坚。 
  7并州——西河太守崔钧。 
  8司隶——河内太守王匡。 
  另外,还有:刘备,这位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室宗亲,参与了毌丘毅在丹杨的募兵活动,大概是随毌丘毅返京后,被授官下密丞,未就职,后有同曹操前往谯沛募兵的经历,因此得以会盟。关于曹操的谯沛募兵,可能是他第二次募兵,即前往扬州募兵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刘勋,史书上称他作故虎牙都尉,与袁绍一同起事;张杨,曾受大将军何进派遣,前往并州募兵,得千余人,后留在当地讨伐“山贼”,很可能就是和白波军作战,队伍不断壮大,关东联盟成立后,前往与袁绍会合。这样看来,中平六年袁绍献计引外兵入京的八支队伍,半数成为义兵。匈奴单于於扶罗,随张杨归附袁绍。 
  从兵力在洛阳外围分布来看,主要有四大集团: 
  1西北集团——进驻河内(治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冀州刺史韩馥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作为后勤保障。张杨、於扶罗则屯于漳水一带。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2)     
  2中部集团——进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的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曹操等部。 
  3西南集团——进驻颍川(治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孔伷、李旻。 
  4南部集团——进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孙坚部。 
  西北集团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前锋已经布防于河阳津,隔河与洛阳相望,最早进入临战状态。 
  中部集团除张超(张超是张邈弟)的广陵兵外,其他是清一色的兖州子弟兵。 
  西南集团以豫州兵为主,后孔伷部融入中部集团,李旻部并入南部集团。 
  南部集团的主力是孙坚的长沙兵,战斗力极强。 
  关东联盟业已集结完毕。作为一个充斥着名士且多是现任的东汉地方州郡长官组成的联盟,使我们的诸多悬疑为之释然:周、伍行政绝非真心要与董卓合作。袁绍等人出逃,与京官外任州郡是联盟成立的前奏。而东汉中后期以来面对皇权的变异,士大夫企盼强臣的出现,渴望武装的支持。然而在剔除了变异皇权的毒素后,却迎来了武人对皇权的践踏,强臣并没有终结政治的败局,却最终促成了士大夫群体的武装化。 
  既然如此,关东联盟就应该凭借武力同董卓一决雌雄,解放皇权,恢复士人政治。可是事实却与之相背离。 
  关东联盟成立后,我们只发现有两部人马在主动出击:一是曹操率弱旅战于汴水,虽有张邈的策应,但还是被凉州军打得溃不成军,曹操只能退出战场,前往扬州募兵,以便再战;一是孙坚在南部的孤军奋战。孙坚曾经与董卓共事一场,对于董卓多少有些了解,他曾向当时主持西部军事的张温建议,将抗命不遵的董卓,军法从事。此番与董卓交兵,凉州军并未占到丝毫便宜。董卓就曾叮嘱手下,对孙坚要多加留心。而正是这位让董卓忌惮的孙坚,却受到了自己人的暗算,负责其后援的袁术,不给军粮。没有饭吃,这仗还怎么打?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场景呢?难道关东联盟的诸家牧守们不思进取,是惧怕董卓的武力? 
  当时尚在朝中、还能得到董卓信任的郑泰就曾经为董卓分析过盟军与董卓军的优劣,大意是讲关东百姓忘战日久,没有战斗力,袁绍等人平日养尊处优,没有将帅之才;董卓就不一样了,身经百战,熟悉军事,手下将士都是天下强勇。结论是:盟军人数虽多,却中看不中用,董卓自然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两军对垒,力量的强弱,是客观存在。如果一味地强调它,也就失去了集合武力的意义。况且,郑泰是士大夫安插在董卓身边的耳目,他的真实用心,无非是再次扰乱董卓的判断,而董卓也确实觉得郑泰是个可用之才,一度想把洛阳军事托付给他。 
  即便是惧怕了董卓的武力,也不至于断人粮草,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吧!而关东联盟的结而不战,直至最终解散,却另有缘由。要解读它,还需随着董卓的“清醒”慢慢道来。 
  董卓能够“清醒”,得益于他从西部的忧虑中解脱了出来。白波军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向东部,西部交通还可保持通畅,董卓稍稍舒了口气。而面对要发动东征的盖勋和皇甫嵩,能够帮助董卓的,却不是武力,而是皇权。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明摆着就是要剥夺皇甫嵩的军权。随后,天子诏书发出,征皇甫嵩入京任城门校尉。胸怀忠义的皇甫嵩便匆匆踏上了进京的道路,将谋士梁衍的话置于脑后。 
  此前,梁衍在看到董卓发来的诏书时,就清楚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能行诛杀宦官之举,但他却不能尽忠国家社稷,滥杀无辜,随心摆布皇权,废少立献,现在又征调将军进京,此次进京,将军凶多吉少,大则会遭遇不测,小则会受到董卓的侮辱。而将军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号令海内,讨伐逆臣,这样,袁绍在东,将军在西,董卓就成了瓮中之鳖,会乖乖地束手就擒的。”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3)     
  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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