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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成功。但作为周、伍行政所要掩护的“运动”，起兵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统一起兵的讯号已经设计完成，由东郡太守桥瑁向各地发出，即“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所谓“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此前洛阳政变中袁绍与太傅袁隗“矫诏”诛杀宦官党羽，性质雷同。之所以要伪造这份三公的公文，用意有二：
一是，使州郡起兵得以成立。这里可以发现袁绍当年建议何进招募外兵的痕迹。同时也是官僚行政思维的体现。即便是举非常之事，也要“循规蹈矩”，先破除州郡不得随意募兵的障碍，在制度上寻找到起兵的合法性。
二是，把董卓树为国贼，标示出此次起兵是正义之举。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移书”的用语比较含糊，所谓“云见逼迫”，这受到逼迫的对象是三公、朝中名士，还是天子？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移书”的全貌，枉自疑虑而已。可是，这份疑虑并不多余。如果是三公、朝中名士的话，就难言国难，此次起兵，至多是士大夫的自救行为。那么这受到逼迫的对象就应该是天子了。可是，这天子是废帝，还是新君呢？如果是废帝，那么，新君成于董卓之手，亦当成为攻伐之的；如果是新君，起兵就无意义可言，袁绍等人还是回朝面君，与董卓同殿称臣的好。照此思路来看，受到逼迫的应该是废帝刘辩，国难的生成源于董卓的废少立献。而此前朝臣在废少立献之际的默然无语，虽有纵容的一面，要规避的是少帝和太后的还政，但在地方州郡长官这里，却又可得到新解。在太后亡故之后，来指斥废少立献，搬除董卓，少帝重新归位，士大夫自当是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功臣。而此种思维上的周折，的确是汉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后来还将出现，到那时，又将回到对献帝的认同上了。
“移书”发出，州郡响应。参与关东反董联盟的人马众多，按照起兵的地域划分，可见：
1冀州——渤海太守袁绍、冀州刺史韩馥。
2兖州——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
3豫州——豫州刺史孔伷、颍川太守李旻、陈国相许！�
4徐州——广陵太守张超。
5青州——青州刺史焦和。
6荆州——后将军袁术、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长沙太守孙坚。
7并州——西河太守崔钧。
8司隶——河内太守王匡。
另外，还有：刘备，这位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室宗亲，参与了毌丘毅在丹杨的募兵活动，大概是随毌丘毅返京后，被授官下密丞，未就职，后有同曹操前往谯沛募兵的经历，因此得以会盟。关于曹操的谯沛募兵，可能是他第二次募兵，即前往扬州募兵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刘勋，史书上称他作故虎牙都尉，与袁绍一同起事；张杨，曾受大将军何进派遣，前往并州募兵，得千余人，后留在当地讨伐“山贼”，很可能就是和白波军作战，队伍不断壮大，关东联盟成立后，前往与袁绍会合。这样看来，中平六年袁绍献计引外兵入京的八支队伍，半数成为义兵。匈奴单于於扶罗，随张杨归附袁绍。
从兵力在洛阳外围分布来看，主要有四大集团：
1西北集团——进驻河内（治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冀州刺史韩馥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作为后勤保障。张杨、於扶罗则屯于漳水一带。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2）
2中部集团——进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的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曹操等部。
3西南集团——进驻颍川（治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孔伷、李旻。
4南部集团——进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孙坚部。
西北集团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前锋已经布防于河阳津，隔河与洛阳相望，最早进入临战状态。
中部集团除张超（张超是张邈弟）的广陵兵外，其他是清一色的兖州子弟兵。
西南集团以豫州兵为主，后孔伷部融入中部集团，李旻部并入南部集团。
南部集团的主力是孙坚的长沙兵，战斗力极强。
关东联盟业已集结完毕。作为一个充斥着名士且多是现任的东汉地方州郡长官组成的联盟，使我们的诸多悬疑为之释然：周、伍行政绝非真心要与董卓合作。袁绍等人出逃，与京官外任州郡是联盟成立的前奏。而东汉中后期以来面对皇权的变异，士大夫企盼强臣的出现，渴望武装的支持。然而在剔除了变异皇权的毒素后，却迎来了武人对皇权的践踏，强臣并没有终结政治的败局，却最终促成了士大夫群体的武装化。
既然如此，关东联盟就应该凭借武力同董卓一决雌雄，解放皇权，恢复士人政治。可是事实却与之相背离。
关东联盟成立后，我们只发现有两部人马在主动出击：一是曹操率弱旅战于汴水，虽有张邈的策应，但还是被凉州军打得溃不成军，曹操只能退出战场，前往扬州募兵，以便再战；一是孙坚在南部的孤军奋战。孙坚曾经与董卓共事一场，对于董卓多少有些了解，他曾向当时主持西部军事的张温建议，将抗命不遵的董卓，军法从事。此番与董卓交兵，凉州军并未占到丝毫便宜。董卓就曾叮嘱手下，对孙坚要多加留心。而正是这位让董卓忌惮的孙坚，却受到了自己人的暗算，负责其后援的袁术，不给军粮。没有饭吃，这仗还怎么打？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场景呢？难道关东联盟的诸家牧守们不思进取，是惧怕董卓的武力？
当时尚在朝中、还能得到董卓信任的郑泰就曾经为董卓分析过盟军与董卓军的优劣，大意是讲关东百姓忘战日久，没有战斗力，袁绍等人平日养尊处优，没有将帅之才；董卓就不一样了，身经百战，熟悉军事，手下将士都是天下强勇。结论是：盟军人数虽多，却中看不中用，董卓自然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两军对垒，力量的强弱，是客观存在。如果一味地强调它，也就失去了集合武力的意义。况且，郑泰是士大夫安插在董卓身边的耳目，他的真实用心，无非是再次扰乱董卓的判断，而董卓也确实觉得郑泰是个可用之才，一度想把洛阳军事托付给他。
即便是惧怕了董卓的武力，也不至于断人粮草，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吧！而关东联盟的结而不战，直至最终解散，却另有缘由。要解读它，还需随着董卓的“清醒”慢慢道来。
董卓能够“清醒”，得益于他从西部的忧虑中解脱了出来。白波军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向东部，西部交通还可保持通畅，董卓稍稍舒了口气。而面对要发动东征的盖勋和皇甫嵩，能够帮助董卓的，却不是武力，而是皇权。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明摆着就是要剥夺皇甫嵩的军权。随后，天子诏书发出，征皇甫嵩入京任城门校尉。胸怀忠义的皇甫嵩便匆匆踏上了进京的道路，将谋士梁衍的话置于脑后。
此前，梁衍在看到董卓发来的诏书时，就清楚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能行诛杀宦官之举，但他却不能尽忠国家社稷，滥杀无辜，随心摆布皇权，废少立献，现在又征调将军进京，此次进京，将军凶多吉少，大则会遭遇不测，小则会受到董卓的侮辱。而将军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号令海内，讨伐逆臣，这样，袁绍在东，将军在西，董卓就成了瓮中之鳖，会乖乖地束手就擒的。”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3）
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