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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难道不敢吗？这位引外兵入京的始作俑者，他也会被董卓的强势所吓倒，失去了控制武装的信心？这不容易做出判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袁绍在董卓进京后有两次表现，强弱分明。
先看弱的表现。鲍信回京之后，目睹洛阳局势，就劝说袁绍趁着董卓立足未稳，以逸待劳，发动突然袭击，将其肃清。董卓在鲍信心目中已经成为敌人。但是，袁绍没有采纳。凡是记录了此事的史书都采用了一个共同的口吻，说：“绍畏卓，不敢发。”
再看强的表现。当董卓就废旧立新的事情来咨询袁绍意见的时候，袁绍表示不可行，董卓大怒，手按佩剑，大声呵斥袁绍说：“小子！天下事在我不在你，我想做的事情，谁敢说个不字？你以为我的剑还不够锋利吗？”袁绍并没有把董卓放在眼里，同样强硬相向，说：“你以为天下的强者就你一个？”随即把佩刀一横，拱手而出。
袁绍的弱，是因为他对董卓的“畏”，在整合了多家武装之后，“京师兵权惟卓为盛”（《后汉纪》卷二五《孝灵皇帝纪下》），而《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说“京都兵权唯在卓”则绝对了些。袁绍虽有武装在握，但却不敢轻举妄动；袁绍的强，是袁绍依旧还要做一个强者，只是不能在洛阳城中做一个强者了，他要离开洛阳，通过再次武装，来向董卓证明谁才是最后的强者。
袁绍出走，董卓登上了朝堂。他不再像前辈武人那样，要有所依附，他有强大的武力，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也自认为东汉帝国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他的手里。
对于怎样贬斥至高无上的皇权，实现废旧立新，在董卓那里已经是异常简单的事情，他抛出了一纸文字——《策废少帝》：
少帝天姿轻佻，没有帝王应具有的威仪，在服丧期间，怠慢懒惰，德性恶劣已经昭然于世，淫秽之举已为人所知，他的行为已经侮辱了神器和宗庙。太后教导无方，没有母仪之德，使得政治荒乱。永乐太后暴崩，至今仍令人困惑不解。天地所设立的三纲之道，已经有了缺陷，这可是莫大的罪过。……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
作为臣子的董卓废掉了天子，驱逐了太后。太傅袁隗解下少帝的玺绶，九岁的陈留王刘协被立为新君，他就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
在董卓废少立献的事件中，士大夫的立场，还需要格外留心。前面已经讲述了士大夫介入洛阳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宦官的剪除，外戚的消亡，对于士大夫来说，理应击节相庆，以此来告慰为谋求解决皇权危机而献身的英灵。但洛阳政变的遗留问题，又使得他们难作欢颜。因为少帝、太后幸免于难，还朝执政指日可待，到那时政变的罪责是不是要由士大夫承担？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士大夫对少帝、太后重新执政的抵触。从这一点上看，士大夫没有理由去阻止董卓的废少立献。
非常之举：废少立献（3）
而将自己身份转变为“外戚”的董卓，又没有走东汉中后期外戚执政的老路，即以大将军来领导朝臣，而是做了三公之一的司空，要把自己装扮成士大夫的领袖，废少立献由此就转而成为士大夫分内的事情。可是这也只能作为董卓的一厢情愿，士大夫是否会承认他呢？
前文指出士大夫从行政层面中发现了解决皇权危机的出口，臣权自强得到了认可，但董卓这样的强臣，又与他们的企盼有着一定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董卓性格上有缺陷，“强忍寡义，志欲无厌”（《后汉书》卷七〇《郑泰传》），士大夫难以接受。
第二，董卓以董太后作为废少立献的依托，使得在逼迫董太后迁归藩国中站在何进一方的士大夫，很难对此加以认同。
第三，士大夫敢于介入洛阳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在主动地选择政治路向，而董卓的进京则终止了这一选择。董卓所表现出的极强的政治独立性和拥有的强大武力，又剥夺了士大夫的领导权。
第四，废少立献的结果，不会向有利于士大夫的一面发展，董卓专权是必然的趋势，甚至会导致东汉帝国的覆亡。董卓在废旧立新前夕，就曾明言：“刘氏种不足复遗。”（《三国志》卷六《袁绍传》）废少立献仅是董卓政治图谋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实现政权更替。
士大夫虽然有暗合董卓废少立献的一面，由此导致了在董卓主持的百僚大会集议废立上保持沉默，以及在目睹废少立献真正付诸实施时，尚书丁宫会套用《春秋》大义来印证废少立献的合理性，太傅袁隗要亲自“解帝玺绶”，但他们仍会把董卓置于其群体之外，视作异己，像鲍信会建议对董卓进行突然袭击，袁绍等人会有意识地脱离洛阳朝堂而奔赴地方州郡，纠集武装，树立反董大旗。洛阳城中不便于做的事情，大可在城外展开。
也正是在士大夫对董卓的纵容和放弃之间，废少立献的政治结局具有了两面性：
一面是：因士大夫的纵容，使得董卓废少立献得以顺利实现，长期以来由太后、外戚、宦官造成的东汉皇权危机，就在来自于官僚层面的干预下而得到了形式上的解决，但皇权衰弱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皇权被强权所压制的结果，就为汉魏之际的政治发展先期设定了多重的选择：是用强权取代东汉皇权，建立新皇权？还是摆脱强权，恢复东汉皇权？这都需要后来的人们仔细面对。
另一面是：因士大夫对董卓的放弃，以废少立献为标志，东汉帝国开始解体。宋人叶适认为汉末的败亡不同其他朝代，其显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后所无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诚然，在东汉帝国彻底消亡的过程中，士大夫最终是要扮演肢解国家的角色。但如何扮演，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关东联盟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曹操《蒿里》
避其锋芒：屈意合作背后的真相（1）
国外有位学者对于军阀和政治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评说：
军事长官和军阀的政治取向，通常同样也处于既存价值和政治框架之内。尽管他们力图谋取对于中央政府的更大独立地位或夺取中央政府，他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治体系。大致说来，他们甚至不希望政府结构全面军事化。相反，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夺取对既存政治结构的控制，为自己，为其家族，也是为其集团。（［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
董卓是否也是这样呢？
在董卓进京之后，凭借武力的威慑，废旧立新，将皇权视为股掌上的玩物，前辈武人梦寐以求的听政朝堂，在他那里被大大的向前跨越了一步。然而要自行其政，要让身边的凉州将士、羌胡兵脱下甲衣，穿上朝服，去整治朝纲，怕是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在公文案卷面前要败下阵来的。董卓不会感觉不到超越士人行政去建立一个新型的武人政治有多么艰难。
就在董卓彷徨之际，尚书周毖和城门校尉伍琼主动登门拜谒。周毖，史书上对他的记载很有限，甚至对他是哪里人还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伍琼，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人物，史家怀疑他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奔走之友”之一、后来入何进府的伍孚。这二人在当时应该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更像是士大夫与董卓进行政治谈判的代表。周、伍二人与董卓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希望董卓来担当中兴之臣的角色，选用天下名士，修葺行将崩溃的国家大厦。周、伍的用心是否真实，日后自见分晓。
既然士大夫已经伸出了他们“友谊”的双手，董卓又何必身陷在那繁杂的政务之中呢？
于是，董卓就“爽快”地同意了周、伍二人的建议，并委托他们来组建新一届士人政府。并且为了表示诚意，董卓会同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锧诣阙上书”，要求给窦武、陈蕃和党人们平反。这里所说的锧，是刑具，轻易可动不得，只有在极刑中才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