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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跟那些与自己同龄的女孩朋友在一起时，我不太谈论我这些神圣的“体验”。（我有一个特殊的朋友，他是我的远亲。跟我们一样，他母亲那方也是法裔德国家庭。）我使事情保持在一种暧昧的状态中，就好像我不太确信它们会唤起类似的体验。不过，过了几个年头，我对那些体验的记忆消失了。因此，我记得许久之后，当我碰见一张皱皱巴巴的、破烂不堪的纸片上有我曾经胡诌的一首诗作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这首诗是在芬兰就着雪夜那神奇的白光写成的④：
哦，头顶上明亮的天空，
我把信任交托给你：
不要让欲望或恐惧
把你从我的视野隔离！
你伸展在我们的上方，
被风从这端扫到那端。
请让我在跌倒前看见
道路并再次看见你！
我并不奢望逃离痛苦，
也不要求爱情的真诚；
我要的是宽广的草原
好屈膝在你的下面。
我仿佛读着一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诗篇，我读了又读，甚至为它所具有的诗歌的价值感到了某种不折不扣的虚荣！不过，文字背后的基本感觉歪曲了我后来的行为和经验，就好像那种感觉不是慢慢地从高兴或悲伤的一般事件中升上来似的，而是来自我最初的童年时期。所有人在最初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时，都会感到震惊，他们会一再有这种震惊的体验，而且会贯穿整个一生。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体验上帝（3）
尽管有种种可信的传记材料，但要认清这些问题还是很难。也许举个具体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我的床头，放着一本小型的日历，上面有52条《圣经》中的语录，每周是不同的一条。其中有一条说：“要学会心平气和，做你自己的事，而且要亲手做。”这话肯定是早年那种逃亡感觉的回响，它也可以解释那本日历之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悬挂在我墙头上的原因。《圣经》中的那段话一点都没有孩子气，它贯穿了我远离上帝的所有岁月。我没有忘掉它，一是因为我父母，二是因为它穿透了我的心。当我移居到国外生活时，我就带了这本日历和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当尼采听到那段话时，曾说：“抛开那些中不溜的衡量标准，要下定决心过一种完整、完全、完美的生活。”⑤
事实上，这些印象都来自我非常早的童年经历，它们似乎会让人感到惊讶。我曾经说过，它们不仅跟婴儿期的衰退有关，而且跟婴儿期的发育不良有关。我心里很快就形成了“上帝”的概念，而这个概念跟上帝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化本质是不一致的。这种精神化本质的衰弱比在一般状态下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性，也更加具有干扰性。就好像我是第二次被投入这个世界似的，因而我往往跟冷静的现实发生冲突。
在我17岁的时候，由于某种外界因素，我第一次直接回忆起了我早年跟信仰斗争的情况。那个因素是：在改革后的福音派教会中，跟赫尔曼·道尔顿一起接受笃信教导。⑥由于上帝不需要那些作为教规的宣言和教训，我从儿童时代起，内心的上帝形象就变得很衰微。一种秘密、虔诚的愤怒情绪油然升起，我抛弃了关于上帝的存在、正义以及那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善良的理性证据。这使我感到羞愧，就好像他在被迫倾听我童年时代的所有一切，既震惊又迷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在为他说话。
如何确认信仰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真正结果是：由于我父亲生病了，我让道尔顿开始对我讲述本来应该在第二年讲述的教义，以避免我在那时因为离开教会可能会引起的任何不快心理。不过，在那之后，我正式离开了教会。尽管理性地来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感到我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我还是做了。其实，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就不会让虔诚的父母既痛苦又担心。把我引到这种地步的，不是对真理的狂热追求，而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不可调和的内心冲动。
在我这一生中，我的兴趣和其他各种因素导致我钻研哲学、甚至神学，在这两个领域所花的时间比其他任何领域都要长。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反映出我作为一个小女孩的虔诚的品性，而且这跟我后来对信仰的拒斥也没有任何关系。我系统学习过、思考过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刺激过我早年曾经拥有的信仰——就好像那种信仰在“成人思想”的王国中失去了地位。结果，所有那些学术领域，包括神学，对于我来说，仍然保留着纯粹理性的兴趣。这些领域从来不曾跟我曾经一度体验到的感情领域有关，更不要说是两者之间的融合。可以这么说，它们有点像是我所确信的教规。当然，我承认，甚至常常羡慕别人能够通过研究，创造那些初始虔诚的替代品的本领——那种替代品也是相当具有精神性的——我还羡慕他们能用成熟的思想，把过去融合到现实中的能力。他们把自己推向前进的最好方式就是学习整个的人生课程，比我学得好得多；我每次在表达我对人生的看法时，总是结结巴巴。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些方式仍然显得陌生而遥远，就好像我们在谈论某些完全不同的领域或主题。
有些人把他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思想的事业。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他们最吸引我的一直是他们作为人的品质。不管他们在他们的哲学中把这种品质表达得多么微妙，你都可以说，从深层意义上来讲，对上帝的体验一直是他们的人生体验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体验。其他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作比的呢？我一直爱着他们，一直在用爱寻求那穿透人的心灵东西；在人的心灵深处，展开着我们最隐秘的对命运的感受。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在我的生活中，不能在欲望与真理之间、在情感期待与理性知识之间取得平衡，而这种平衡往往只能慢慢地取得，那么，这些早期宗教情感在何种程度上会继续对我施加影响呢？我只能真诚地说，上帝消失了。不管生活和世界的表面如何变化，那些留存在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的宇宙已经被上帝抛弃了。也许这恰恰是我以前对上帝的信仰中的孩子气的表现；正是由于这种孩子气，当我后来想用别的东西来替代或调整我心目中的上帝形象时，我发现根本不可能。
不过，对上帝消失的孩子气的看法固然有这种否定性的结果，但它也有肯定性，它用同样无可挽回的事实把我推入了现实生活。我要对我最好的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本来这种判断应该是由上帝做出的，而我这么做，可能会在其中融合我自己的感情。我的判断可能只会限制、偏移并削弱这种结果。
所有这一切对我人生的初始影响都是极为肯定的：要有跟万物分担命运的感觉。从早年开始，这种感觉就在我混沌的心中苏醒，它具有某种持续不断、入木三分的力量。因此，称之为“感觉”比“知觉”要更好些，因为知觉总是跟客体相连。我们深信，我们拥有共同的命运。这种感觉不仅限于人类，而且跟宇宙中的尘埃相连。由于它不会被任何人性的衡量标准和价值观念所改变，就好像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来进一步调整、提升或贬低任何事物，就好像无论是谋杀还是灭绝都不能影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
人们可能会看到我早年跟上帝的关系在精神上的遗留。在我的整个人生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欲望比表现尊严更合乎我的本能——表现尊严是第一重要的，然后才是为人处事。
在我所要讲述的故事中，尊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能只有尊严才是我的故事的主题。尽管所有其他内容都肯定是关于许多围绕着这个主题的事物的，但尊严这个最简单的词始终在所有这一切的下面，稳稳地、默默地。
我可能写得不合逻辑，但我必须坦承：任何类型的信仰者，甚至是最荒谬的信仰者，都在看到人类正在彻底地失去尊严意识的时候，自己感到了优越。⑦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注 解
① 在写作这部回忆录期间，即在1931年的早春，莎乐美给弗洛伊德教授写了封公开信，题名为《朝拜弗洛伊德》。如果读者把此处故作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