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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生和勃兰兑斯。斯特林堡鼓励他写有关尼采的书，当时他正在德国写作，他的妻子用劳拉·马尔霍姆的笔名写戏剧和短篇小说。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在莎乐美于1892年遇见他时刚刚从瑞士来到弗雷德里克舍根。斯特林堡于1893年在柏林有了第二次短暂的婚姻，一年以后前往巴黎。阿诺·霍尔兹（1863…1929）于1890年写了剧本《色里克一家》，为自然主义戏剧提供了一个范本。在著作《艺术的本质与规律》中，他宣称：“艺术必须再一次成为自然。”他写于1896年的喜剧《社会主义贵族》讽刺的是弗雷德里克舍根的贵族阶层的社会主义者。在写于1890年的小说《在布拉特那的最后一名德国人》中，福里茨·毛特纳（1849…1923）描绘了他家乡的德国人的生活状况。在1869年成立独立戏剧联合会后，他成为了同名杂志社的主编和社长。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易卜生的《鬼魂》，第二部是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1894年他接管了德意志剧院。霍普特曼于1893年在苏黎士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早期作品与自然主义联系很紧密，里尔克于1894年与他在沃普斯威德认识。奥托·艾里希·哈特勒本（1864…1905）是一位剧作家。“莫卜琛”是他后来的妻子的昵称。尤金·库赫内曼（1868…1941）是一位文学史家，曾于1895年出版著作《赫尔德传》。他在此书的序言中说他“最希望”看见他的书能放在“年轻艺术家”的手里。
② 乔治·勒德布尔出生于1850年，是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学家，当时他是《社会—民主报》的编辑，因为他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者之一，后来他拒绝与共产党合并，于1924年创立社会主义者联合会。1933年，他搬到瑞士，1947年在波恩去世。
③ 1887年，演员安多瓦内·安德雷在巴黎创立了自由剧院，这家剧院上演的是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的戏剧。莎乐美透露说，是她把汉森（1859…1952）介绍给他后来的出版商艾尔伯特·兰根的。那时汉森已经出版了他第一批成功的小说：《饥饿》、《神秘人》和《新土地》。赫尔曼·邦一开始是在他的丹麦故乡做导演和新闻记者，后来成了自然主义的理论家。
④ 魏德金德因他的第一部戏剧《春天的苏醒》而出名，这是他于1891年在慕尼黑创作的。“后来我回到巴黎，做了一个丹麦画家和艺术商人的秘书，他叫威里·格雷托尔。”有一回，莎乐美对魏德金德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不顾自己名声的人。”第二天——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魏德金德穿戴整齐，前来请求她的原谅，于是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莎乐美在她的巴黎日记上写道：“魏德金德来看我，一起讨论创作戏剧的事情。”8月4日，莎乐美又曾提起与魏德金德合作创作戏剧的计划：“晚上，魏德金德来这儿谈戏。”不过，关于这部戏，莎乐美只提到了自己这一方的工作。在瑞士的山里与俄罗斯医生萨维利在一起时，她不仅写完了这部戏，而且还清楚地抄写了一份，并做了修改：“早上，完成戏的修改工作。”她曾向在巴黎的俄罗斯熟人朗读过这出戏。然而，10月7日，她在柏林又继续把这部戏改成了一部三幕剧。那之后，她曾再次提及此剧。此外，我们对这部戏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它的原稿没有留存下来。
⑤ 著名政论作家赫尔威在1848年以前的几年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巴登起义中扮演了一个算不得光彩的角色，起义溃败后，他差点儿进了监狱，是他的妻子救了他。
⑥ 回到德国之后，莎乐美于1894年10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以便为他们提供资助。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你愿意帮我一个忙的话，请采用我写的故事，每一字都是真实的。我在为这两个我所喜欢的可怜的人攒钱。”
⑦ 芙丽达·冯·布罗男爵夫人曾于1887年跟随她的兄弟去东非的殖民地（是由卡尔·彼得斯为德国夺取的）。她是于1892年初见到莎乐美的。那年5月之后，她的兄弟参加了非洲的战争，所以1893年6月，她再度去了非洲。1899年夏天，莎乐美、里尔克与她曾一起住在比贝尔伯格，并一起筹划漫长的俄罗斯之行。芙丽达·冯·布罗男爵夫人的小说有一定的重要性，这些作品的基础是她对非洲的印象以及她与卡尔·彼得斯的个人交往情况。
当芙丽达·冯·布罗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写道：“当一个人亲身体验到有多少哀伤、痛苦以及无助会降临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时，他会变得很沮丧。在过去的6天里，我所受的折磨比我这一生前51年所受的还要多。我甚至渴望死。”她说“有两个隐约的阴魂一直站在床边”。一个告诉她她不能“保证她妹妹索菲过得舒适、愉快”，而她是多么想让妹妹过得好啊；另一个则说：“你很快就要跟所有的一切告别了。”
“亲爱的，我冒昧给你写这张有点灰暗的便条，作为对你的一个小小的问候。我真的认为，当人们回首往昔时，大多数人会认为童年是最美好的时光。两个同一类型的人能一起度过童年时光，那的确是乐园啊。也许你不能说，下一个人生阶段，即青春期也会有那样快乐的感觉，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旺盛的性欲能否与智慧的创造相匹配。我一直在想：正是在这些青春岁月里，我们将内在的自己从生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勇气和热情是青春的两大美德。后来，我们偶尔为自己活，更多是为孩子、工作和其他的东西活着，从那时起，严格地来说，我们其实已没有活下去的必要。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会对那些认为物质生活重要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心中最精彩、最动人的经历不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一切事物，在某一时刻都会外化成物质。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在往这方面发展，即使是不太具有天分的科学家也对玄学的东西感兴趣。以前的情况也一样。半个世纪前，我们还年轻，科学教条的荒原上站着的是盲人，他们甚至看不到就在自己鼻子前面的东西。
“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亲爱的——每一个小时对你来讲都是那么难熬啊！每个都像难以承受的重荷，一直压得你直往下沉，直到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实际上，我们已忘记了另一端的存在，而且忘记了正是重压才能使天平保持神秘的平衡。由于这些重压的特殊性，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那是很可怕的。惟一的安慰可能是你心中有数：平衡最终会出现。即使你被可怕的铅一样的重量压倒在地，平衡也会产生！相信我的话，当重压消失后，你再回味起这一刻，你会感受到那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力量。对它的恐惧也随之消失，正如小生命一出生，母亲就立刻忘记了痛楚。坚强地与它对抗，这种情形一发生，你就集中你全部的意志来抵挡它，不必害怕。你应该坚信人都会生病但人能征服它们。这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为痛苦的过程（除非伴随着高烧，这样的话一个人会在半昏迷半清醒中经历这一切）。因为最大的难题是来自自身身体的排异反应。所有其他的苦难都是外在的，我们能应付。但是排异反应显然是个人身体内部的事，我们因此而被它所打败。精确地说，我们都不是躯壳，而是拥有躯壳，它似乎非常怪异——当它使我们体内的每一样东西都安静下来并使我们确定了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与身体是如此合而为一，以致它只能暴烈地撕碎它自己。但就事实而言，此时此刻自我与身体的种种反应是一致的，这是早已存在的事实。自我在其内部被这样塑造，在外部被这样凝聚，因此它是独立于躯体的。它将以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方式存在，并属于它自身优美的形体。精神、意志以及躯体——这些仅仅是我们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称呼任何东西为物质的，按我们粗略的意指，即是我们能用肉眼分辨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事物，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从这个阶梯上的一步——不是巨大的一步——会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性的精神，它属于思想的范畴。反过来它是镜子，种种影响和效果的受体甚至存在于这一阶梯的更高处——我们称这些为‘精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