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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我当即决定替她去卖花。男爵夫人索菲正好跟我在一起，她也同意我的计划——我们穿上那老妇的衣裳。到次日凌晨2点半，我们卖掉了最后一枝花，利润还挺可观的。这些花都卖给了拉丁区里坐咖啡馆的男人们，现在他们都跟我挺熟的。经过这件事，我发现：当那些男人面对两个幽灵一样的新的卖花女郎时，表现出了完美的绅士风度。我跟索菲的个子都很高（她甚至比我还高些），与那些小巧玲珑的法国女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问了我们许多友好的问题。直到第二天，我们才从新闻界的朋友那儿得知，我们没有任何执照而公然卖花，居然没有被当场抓进监狱，是极为幸运的。
在巴黎的俄罗斯人聚居区，我结交了一个朋友，他是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他曾被指控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从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经过四年的强制劳动，他最终来到了巴黎。他的名字叫萨威利，他强壮得像一棵大树，能用他那闪闪发光的牙齿从墙上把钉子拔出来。他介绍我认识了在巴黎的所有俄罗斯移民。六个月之后，夏天炎热的太阳开始照耀得我们无法忍受，我和萨威利一起匆忙逃到了瑞士，因为在那儿度假比较便宜。我们爬上了苏黎士附近的一座小山，在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我们在那儿以奶油、奶酪、面包和草莓为生。只有寥寥几次，我们返回到苏黎士，在某家宾馆的饭店里大吃一顿。在那些田园诗般的日子里，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我们赤足而行——像往常一样走在阿尔卑斯山软绵绵的苔藓上——我们漫步走过一段山坡，进入了一片四处蔓延的黑莓地，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注意到黑莓。此时天色已暗，我们却再也弄不准回家的路途。我们每走一步、每停一步，都要发出痛苦的呼号。最后，当我们回到那个柔软的草坪上的乐园时，不禁泪流如注。
在那块小小的黑莓地里逗留期间，我心里升起了某个像憧憬又像回忆的东西——就好像我体验到了一个人由洞天福地陷入悲惨世界的过程，体验到了那种被抛弃、被剥夺的感觉。当我们擦着脸上的汗水、脚上的血水时，萨威利高兴地说：“我们应该请求黑莓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绕道而行，而是践踏了它们；我们本应该用嘴唇亲吻它们的。”这话使我们忘掉了烦恼。我安慰他说：“是的，难道误解不是整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吗？”因此，我们一会儿发笑，一会儿发怒，在人生的草莓丛中自由自在地踏上新的大胆的征程。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到处周旋，人们都为我们的晒黑而感到惊讶，那时晒黑还不像现在一样是一种时尚。从那以后，直到晚秋，我又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许多事情都使我感触颇深，我似乎生来必须要遭受这些事情。不过，那时，在夜深时，有个人似乎在呼唤我——我得走了。我从来没有从理性上去弄清这事情每次是为何发生的以及何时发生的——不管我多么喜欢周围的人和事，喜欢到向他们敞开自己的整个身心。他们中总有一些不速之客，到来后却又不耐烦地要提前离开。如果不是一个女作家朋友保留着我当时写给她的一封信，如果这封信不是在不久前又回到我手上，我是不会回忆起我回到德国的那个夜晚的，也不会清楚地描写当时的情景。那封信写于1894年10月22日，地点是施马根多夫。
“自从我由巴黎来到施马根多夫，已经三个多星期了——我是悄悄离开的，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为此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我把行李箱留在车站，一个人跑了出来，沿着寂静的道路穿过黑暗的田野，到达了这个村庄。这次步行离奇而美妙。尽管由于天黑我什么也看不到，但我在落叶和暴风中感到了秋天的存在，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在巴黎，现在还是“夏天”呢。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丈夫用来照亮高高书架的明亮灯盏依然燃烧着。我在街上能清楚地看见他的脑袋。门像往常一样虚掩着，我悄悄进了门。我们的小狗罗德大声吠叫着冲出起居室——它听出是我的脚步。它已经变成了一头高大魁梧的真正的怪物，除了我和我丈夫可能不会再有人认为它是可爱的了。那天晚上，我们彻夜未眠。外面天光渐亮时，我在厨房里生了火，擦亮那盏被煤烟熏黑了的灯，随后出门走进了小树林。早晨的浓雾依然张挂在树林里，一头长满斑点的母鹿静静地穿过松树林。我脱掉了鞋子和袜子（在巴黎，你不可能那么做），感到非常高兴。”
在那些年头里，跟我真正亲近的女性朋友是男爵夫人芙丽达。⑦1908年，她刚刚进入50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我逗留巴黎期间，她刚刚从德属东非逗留回来，跟我一起呆了一段时间，她妹妹就是跟我一起卖花的索菲。次年，她来俄罗斯看望我、我母亲以及我的兄弟们。后来她跟我哥哥尤金成了关系不一般的亲密朋友。她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非正常死亡的。她妹妹叫玛格丽特，死时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⑧她想去抢救一个落水男孩，自己却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尽管芙丽达具有男子汉似的坚强意志，尽管生命的冲动使她在年轻时甚至去了东非，但她性情忧郁。她有时显得精力充沛，有时又显得精疲力尽。她喜欢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她是一个老朽家族的一员，由于整个家族崇尚服从和自我牺牲，它终将完蛋。
1895年，我和芙丽达还一起在维也纳呆了几个月——当时我刚刚从彼得堡回到那儿。由于长期混迹于柏林的文学圈，我们跟维也纳的作家席尼茨勒也早已熟识。我在巴黎期间，曾跟他通过几次信。他带着我转了一些地方。除了个人之间的拜访，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呆在咖啡馆里，去了解维也纳文化生活中最具有特征的方面。我住在圣·斯特凡大教堂附近的一家非常高级的宾馆里，用了顶楼的两间装修精美的小房间。在彼得·阿尔腾伯格写的第一本书《如是我见》中，那两个房间的情形以及我和朋友们在里面长达数小时谈话的情形都写到了。如果我不得不把维也纳的气氛跟其他大城市做比较的话，我会说，我觉得它的明显标志是理智和色情的汇流。在其他地方，普通人和专业人士或学术人员是有区别的；而在维也纳，普通人也明显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优雅的风度。这样的魅力和风度造就了可爱的年轻人，把他们提升到了色情主义的氛围之中；一方面他们以最严肃的态度把自己奉献给了他们的职业，另一方面又呼唤某种情感的冲动，这样的情感和行为往往会磨钝目标远大的雄心的锋芒。不过，这会给男人们留下发展彼此友谊的空间——尽管男人们会为爱情和荣誉竞争，但友谊似乎是非同普遍的。席尼滋勒很适合于这样的环境：也许友谊是我们生活中最明亮的方面，但对于他来说，连友谊也带着忧郁。尽管如此，如果他的内心不那么分散，如果他在知识上的魅力和优雅的风度能更加持续地引导他在一条道上往下走——不管是走向爱情还是走向雄心，他都可能在精神上使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
阿尔腾伯格站在我边上——虽然这并不表示友谊。人们跟他在一起时，既不会想到男人也不会想到女人，只会把他看成另外一种存在。关于他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得用它喝水（Mon verre est petit，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⑨只要我们强调的是“小（petit）”，而不是“我的（mon）”，那么这就是一个准确的判断；因为阿尔腾伯格作品中那使人激动的新东西取决于某种神秘的方式，他用那种方式阻碍了两性关系的内在发展，把他们的幼稚病变成了他自己的诗歌特性，他在自己的人格特性中充分表达了这种诗歌特性。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3）
后来，无论我何时来到维也纳，我总是跟玛丽·冯·艾伯内在一起。⑩最后一次是在1913年。几年之后她就去世了。我是从她的侄女金斯姬侯爵夫人那儿得知她去世的消息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跟她在一起度过的平和时光——我怎么来表达那种平和呢？它是从她那儿散发出来的。当你看着她的时候，就好像她在故意地把自己尽可能地变小，就好像她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