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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幻象经常自然而然地进入我的日常生活，对此我往往付之一笑。直到某一天，我跟一个亲戚家的比我大一点的小姑娘出去散步。当我们回到家里时，大人问我们：“小姐们，你们在散步时看到了什么？”我的回答如同一整部没有删减的剧本。我那个小同伴发现她那孩子气的荣誉和真诚受到了冒犯，便失落地瞪着眼睛看我，并且尖声高叫着打断我：“可是你在撒谎！”
我觉得，我后来总想要把事情陈述清楚的努力就源于那个时刻。尽管我为这样逼迫出来的小气感到深深的沮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丁点儿都不添油加醋。
在黑夜里，我并不仅仅告诉上帝那一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还要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整个故事，我这是出于一种慷慨的精神，因为他根本没问我。这些故事都有一个特殊的点。它们来自那种给上帝提供整个世界的命运。因为我跟上帝的关系比较特殊，所以他往往会使我的注意力偏离这个现实世界，使我在现实世界中反而感到不自在。因此，我从跟人、动物或其他事物的日常接触中选取故事的材料。人生具有神话的一面，这基本上不需要强调——实际上上帝就是我的故事的听众。我惟一考虑的是提供一幅可信的现实画面。当然，我很难跟上帝说他还不知道的事情，但我可以保证我所讲的故事的真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始讲每个故事的时候都不带任何自满的情绪，并且总是以这样的短语开头：“正如你所知道的”这种跟上帝的关系是想像性的、有问题的，当我接近老年时，我回想起了那突如其来的结局的细节情况。我在小小说《没有上帝的时日》中陈述过这种关系。②但是，在那个故事里，孩子是被安置在一个外国背景里，而且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也许那是因为我仍然感到那种跟这些亲密的细节保持某种客观距离的需要。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体验上帝（2）
每一个冬天，仆人都会从我们在乡下的房子里来，给住在城里的人带来一些新鲜的鸡蛋。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他发现一对夫妇站在庭院中央我那个小房间的前面。他们想要进去，但他要他们走开。下一次他来的时候，我急忙问他那对夫妇的情况。毫无疑问，那是因为我担心那对夫妇可能饿死了或冻死了。他们会去哪儿了呢？他说，他们还在那儿。那么，他们仍然站在房子的前面吗？不。那对夫妇发生了变化，变得很慢但很彻底，他们变得越来越瘦小了。他们最终倒下了。有一天早上，当他在门前扫地时，他发现什么都没了，只剩下那个女人的白色外套上的几颗黑纽扣和那个男人留下的一顶扁了的帽子。不过，他们曾经站着的地方仍然覆盖着他们冰冻的泪水。
这个可怕的故事使我感到悲伤，但最让我烦恼的还不是这种悲伤，而是他们谜一样的转瞬即逝，他们好像是融化掉了。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阻止我看到那显而易见的结论，只因为它太简单，而我体内的一切都在以日益高涨的激情寻求着答案。就在那个晚上，我跟上帝就那个答案争论了起来。一般而言，他跟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关联，他只是一只耳朵。这回我也没有多问他。他只需要让几个简短的词语从他那说不出话的嘴巴里吐出来、再溜过他那看不见的嘴唇：“雪人先生和雪人太太”。不过，事实是灾难性的。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灾难；它粗暴地撩开了幕布，显露出那隐藏在幕后的无法形容的险恶。由于那画在幕布上的上帝并不只在我眼前消失，他是完全消失——上天入地都找不着他。
当那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活人身上时，它会令我们失望。在某一点上认清事物，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可能已经改正了那关于他们的错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身上。在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发现这两者之间迟早会出现断裂。经验告诉我们，它是否是严肃的、可以补救的，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不过，在上帝那儿，这种差别是实质性的。这可以在下面这个事实例子中看出来：上帝信仰的消失绝不会导致上帝赐予的能力的失落，这一能力一般来说会使你相信一些想像中的事物。于是，我想起我们按照惯例在家里举行宗教献祭仪式时的情景，恶魔的名字会被高声喊出来，而我会被从昏沉中惊醒：他还在附近吗？他是否就是那个让我从上帝的怀抱中掉出来的人。上帝的怀抱真叫舒服啊。如果说他该负责，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跟他决斗？
为了分析那样的情景（它消失得太快，但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想特别地提出一种调子：我没有那种要去分担上帝消失的罪责的感觉，但有一种同谋的感觉—— 一种预感到即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前兆。那促使我去检验上帝的事件极其微不足道——尽管雪人先生和雪人太太是孩子们堆起来的，但我无法见证他们。
我体内的险恶意识被唤醒了，在我的童年时期它已不会有什么大的发挥：它只是加剧了那种使我在现实世界中感到自在的难度，因为现实世界中没有上帝。非常奇怪的是，上帝的消失在道德领域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使我变成了一个好小孩，比以前还要好，如举止更加文雅（因此没有上帝的我并没有变成魔鬼）。那大概是因为沮丧往往会对不规范的行为有一种抑制作用。不过，这其中可能也有一个正面的原因，即那种对我父母的出于本能的同情。我不想给他们惹麻烦，因为，跟我一样，他们也受到了打击——上帝在他们那儿也消失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当然，有一段时期，我曾经努力想扭转局面，去模仿信仰宗教的父母，正如过去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们那儿得来的和学来的，我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才相信现实中的事物的。我时常在傍晚时分犹豫地握紧双手，绝望而谦卑，就像是一个陌生的小孩，被从广袤的孤独之乡的边缘地带招来，被带到了难以置信的远方，但是那种想让新、旧两个地方的关系和谐起来的努力，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隐秘，它被证明是失败了。尽管我一直很谦卑，但这依然是迫不得已的事。对于一个截然不同、没有利害关系的陌生人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去麻烦一个对事情一无所知的人，我会感到羞愧。这加剧了我的孤独感。
我在睡觉前，继续讲述我的故事。跟以前一样，我的故事都来自一些简单的素材，人物和事件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尽管它们也已经经受了决定性的逆转，因为听众走掉了。不管我如何努力地修饰它们，用一条更好的线索把它们引向结局，但它们还是消失在了阴影之中。你可以看到，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它们在上帝温和的手里没有得着一刻的休息，就像是那些他从其偌大的口袋里拿出来给我的礼物。因此，我甚至确信它们是真实的，因为我已经接受它们并把它们转交给了别人。它们变成了我莫名其妙的焦虑的原因。就好像我把它们推入了不确定的现实生活之中，使它们不再受到任何的保护。一开始，它们正是我从生活中得出的印象。我常常重复地做着同一个噩梦——当我因为出疹子而发高烧时，这个噩梦一再地出现。在这个噩梦中，我看到了许多来自我的故事的人物，我把他们抛弃了，不给吃也不给住。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能够让他们分开。当他们进行复杂的旅行时，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弄回家来，让他们回到庇护所里，我想，只有那样，他们才能得到安然的休息——他们中所有的人的个性都千差万别，而且在数量上不断地成倍增加，直到最后，他们会找不到回到上帝身边的途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把那些相当有分歧的外在的印象相互联系了起来。③
我对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的考虑不是母爱的表现；一般人都认为那可能是一个小女孩的母爱的表现，甚至当我们在玩洋娃娃的时候，也有这种表现。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则会把洋娃娃放到床上，并让那些我们玩游戏所需要的动物回到圈栏里去。他们把这作为供我表演的机会。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哥哥的这些举动显示出他比我具有更强的想像力。
当我跟那些与自己同龄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