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想化的知识分子组成（“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这场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下一次是在世纪之交，但势头稍弱。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们销声匿迹了。很多学生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以索非亚·尼古拉耶夫娜·茜尔（Sofia Nikolayevna Schill）为中心。莎乐美和里尔克在1900年去俄国长途旅行时曾在莫斯科跟她联系过。这场运动旨在为那些渴望“教育”和“真理”的工人和农民提供“途径”。莎乐美曾在她的日记里写到过“这些来自莫斯科的人民大众的启蒙者”。
⑤ 莎乐美指出，她父亲曾与沙皇尼古拉（Czar Nicholas，1825…1855年执政）关系密切，其部分原因在于她家的夏季别墅位于彼德霍夫（Peterhof），而那儿正是沙皇的夏宫所在地。后来尼古拉二世出于安全的原因把夏宫搬到了塔尔斯科耶（Tsarskoye Selo，即现在的普希金城）。接下来的故事是：当沙皇骑马经过他们家的时候，莎乐美年轻的哥哥们经常站在那儿向他致敬。
⑥ 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1877年夏季，圣彼得的总督特雷波夫（Trepov）将军把一名政治犯暴打了一顿，因为在拘留所的院子里，他居然没向将军致敬。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之一，1878年1月24日（或2月5日），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以一个请愿者的身份来拜见将军，她枪击将军并使其受到重伤。辩护律师亚历山德罗夫（Alexandrov）为她赢得了无罪判决。朋友们把这个行刺未遂者带到了瑞士，并把她保护了起来，以免她遭受暗杀。这之后，又有一批恐怖分子袭击了那位将军。维拉·萨苏里奇（Vera Sassulich）的回忆录于1931年在莫斯科出版。亚历山大二世则于1881年3月1日（或13日）死于一次爆炸袭击。
⑦ 从1894年春季到9月，莎乐美第一次参观巴黎，她把有关印象都写到了本书“与其他人在一起”那章里了。她第二次去巴黎旅游，是跟艾伦·凯伊一起去的。那是在1909年5月，实际起因在于里尔克，因为当时里尔克在巴黎小住。此次旅行当指1910年冬天那次。
⑧ 内务部长把告密者阿泽夫偷偷安排在革命党的队伍中。阿泽夫的头等功劳是把准备刺杀沙皇的计划告诉了警察，他平常也不断地给警察提供有关恐怖分子行动的情报。正是由于他的告发，许多密谋者被捕，有几个甚至被处死。有一回，恐怖分子行刺成功了，这反而保护了他的身份。这个恶魔不止一次为了行刺者而背叛警察。这种双重角色直到1908年才被发现，当时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Vladimir Burtsev）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的训练委员会。直到1905年国家杜马成立，社会民主党才存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行动”，说的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般效果。
⑨ 这是一个秘密教派，自从1770年开始存在，它要求教徒们为了救世主的到来自己阉割自己。
⑩ 莎乐美对里尔克的爱称。——编者注
《古老的俄罗斯》一诗写于芬兰。这次的旅行日记的“后记”里包括了诗篇《伏尔加》（Volga）。莎乐美是于1900年8月13日把这首诗写入日记之中的，同时写入的还有《噢，我们头顶的明亮的天国》一诗。按照莎乐美自己的说法，《古老的俄罗斯》一诗是在“俄国”这一章完成时才写的。日记的主要部分用俄文写成，以一首诗结束，即《我的祖国，我的久违的祖国》。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1）
尼采是一个具有宗教本性的人……今天，
我想再次重申这一点。
我们会活着看到他成为某种新宗教的预言家，
他会招募英雄人物做他的信徒。
882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罗马，①一些朋友正在玛尔维达的家里聚会，②门铃
响了起来，玛尔维达忠实的仆人特里纳冲进屋子，兴奋地跟她耳语了几句——玛尔维达急忙走到桌边，抓起一把钱，就离开了房间。尽管她回来时，脸上带着笑容，但包在她头上的那条上佳的黑色丝巾依然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着。年轻的保罗·雷跟她一起进来，③他是她的一个多年的朋友，她像爱儿子一样地爱他。保罗慌慌张张地从蒙特卡罗赶来，他匆忙地把向旅馆服务员借的旅费还了，那时他由于赌博，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财，直到最后一个子儿。
非常奇怪的是，保罗这个样子的初次登场虽然有点好笑而且好玩，但并没有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当即就成了朋友——事实上，保罗站在那儿，离我们都远远的，就好像他是一个被罚站的坏学生似的。他脸上的表情混合着滑稽的后悔和高傲的善良，我一看见他那分明的轮廓和精明的眼睛，心头就一热。
就在那天晚上，以及随后的每一天里，他和我一边从玛尔维达家走回我母亲和我住的小旅馆，一边兴奋地交谈。我们就这样穿过星光和月光下的罗马街道，边走边谈。这很快就使我们互相亲近起来，我开始有了一个美妙的计划，以后甚至在我母亲离开罗马回去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这样交往，我母亲是为了我的健康才把我从苏黎士带来罗马的。一开始，保罗制订了一个彻底错误的行动方针，让我感到既悲伤又愤怒；他向我母亲提了个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同的建议——说我们要结婚——这使我自己的计划很难再得到我母亲的同意。我得首先让他明白我要的爱情生活是自由的、独来独往的、完全不受约束的。
我要坦承的是：一个简单的梦想首先使我相信我的计划是可行的，它能直接流入所有的社会规范。在这个计划中，我看到书房里满是书籍和鲜花，我们在其中快乐地学习，书房的两边是两间卧室，我们在两间卧室之间可以来回走动，就像是两个同事，一起喜悦而认真地工作。不可否认，我们在一起的五年时间实现了这个梦，而且实现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保罗曾经说过，梦想和现实的惟一一点差异是：我在如何分辨书籍和花朵方面显得有点迟钝。因为我小时候曾以为：从大学里拿出来的那些旧书是给花瓶作垫子用的，有时我也会以同样混乱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
最后，我一方面继续跟我那可怜的妈妈斗争，因为她叫我的兄弟们帮她把我无论死活都拖回家去；另一方面我发现，玛尔维达几乎比我母亲还偏见，支持我母亲的是那个依然毫不动摇的、神圣化的传统。当然，我后来了解到，保罗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该受责备，因为他刚刚冲到玛尔维达跟前时，兴致很高，他是来向她坦白：我们得相互“逃避”；还因为他决定不向玛尔维达的原则妥协，尽管正如玛尔维达所担忧的，她的原则早就已经受到了挑战——保罗和我居然一起回家（我母亲对此也有所耳闻）。理想主义者往往急于躲避任何可能的误解或对他的原则的一丁点“坏印象”，所以我发现理想主义能够扰乱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强烈追求，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也因此，我对别人的判断每每过于敏感。我在罗马给我在彼得堡的导师写了封信，作为此前他给我来信的回信。我的信里面满是愤怒和失望，但我的导师似乎也不想帮我。信的内容如下：
罗马，1882年3月13日
我把您的信至少读了五遍，但我还是不能明白您的意思。见鬼，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还以为您是在给我唱赞美诗呢。总之，我只想告诉您我的学习情况。首先因为我不仅着迷于某个纯粹的幻觉，而且正在把它转变成现实；其次因为那个现实可能跟您自己所选择的那些个人行为有关，所以它几乎充斥着心灵的敏锐。可是，您说我整个的想法都只是幻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看见它真正实现的话，只会增添苦恼；您还暗示我不可能对雷、尼采等那样的男人作出真正的判断，因为他们要比我年长得多、智慧得多。可是，您错了。我们要么立即意识到那关于某个人来说是重要的东西，要么永远不可能去认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对于我而言，只有雷是重要的。他还没有完全被征服。他还有点不知所措，不过，每天晚上12点到2点之间、从玛尔维达家的聚会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在罗马的月亮下散步，我会趁那个时间更多地说服他。玛尔维达也反对我们的计划，为此我感到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