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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华开设工厂。据统计，1895至1900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933家。外资企业已经伸入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它们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从而取得了巨额利润，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三．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战后清政府内部的统治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广大人民发出了强烈的救亡呼声。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上奏疏，递条陈，要求在兵制、财政和用人方面进行某些改革。清政府为了能够转危为安，一方面幻想通过联俄来制约其他列强，一方面则试图做一些改革。
2．改革的措施：编练新军、整顿财政、派遣留学生。
①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清朝统治者认为日军是“专用西法取胜”，因而也打算仿照西法练兵。1894年冬，督办军务处委派广西按察使胡橘芬编练新军，计5000人，编成10营，号“定武军”。《马关条约》签订后，胡调任督办津芦铁路，由袁世凯接替编练新军。②整顿财政。其主要措施有：（1）整顿关税、厘金、盐课、田房税契，令各省督抚裁革陋规，并将各级官吏营私玩法所得全部上交国库。（2）扣廉俸，增厘金，折漕米，增加烟、酒、糖、茶、盐税和各种苛捐杂税。 （3）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地丁、盐课作为担保，二十年内偿还。 ③派遣留学生：清政府在1896年3月派遣了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学生13名。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后，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当时，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工业，清政府也根本无力再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同时，清政府既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如果再对本国民间投资设厂限制过严，也于理不合。因此，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计有8家，资本总额不过400多万元。商办企业的投资额几乎相当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投资额的三倍。
二．维新运动的发端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1．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法”的主张，很快得到传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在反对封建顽固思想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看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开始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越来越多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并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2．康有为与他的变法主张。 ①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法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促使康有为思想发生变化。1888年，他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第一次上书，说明“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的阻挠未能上达皇帝，但却流传民间，影响极大。
②康有为变法主张的传播：康有为为了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宣传他的主张，培养维新骨干。另一方面，他致力于著书立说，1891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根据。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要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要改变的，这就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反动思想，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根据。然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还有许多封建毒素。他企图把儒家的某些经典和变法维新思想调和起来，这正反映了康有为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他后来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个原因。
三．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在全国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巨大声浪中，康有为愤慨异常，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1895年8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后在北京改为《中外纪闻》），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组织强学会。后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强学会》，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上海，梁启超等创办了《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在湖南，谭嗣同撰写了《仁学》一书，设立了时务学堂，建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时政。在天津，严复创办了《国闻报》，著有《原强》、《辟韩》等书，翻译了《天演论》，介绍进化论思想。据1895至1898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三百多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创立的。维新派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宣传了维新思想主张，对变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四．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争论。 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更加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他们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要求严惩康有为。维新派通过学会、学堂、报纸，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这个根本问题，同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斗争，形成了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顽固思想的激烈论战。这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是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挑战。这场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维新志士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提倡，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这种新的社会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五．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