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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彼此了解，那会儿两人都还住在乡下。”他突然又说起了关于火车头的老话：“你走前可以再去一趟东街，把那张照片带出来，镜框拿不拿倒无所谓。不，还是让它挂在那里吧。带出来反倒是个累赘。”
马尔克穿着红色的体操裤，它体现着母校的校风。他把军服小心翼翼地叠成符合规定的小包，整齐地摆在他的专用地盘——罗经室后面。两只大头皮靴像临睡之前那样放在一起。我又提醒道：“东西都齐了吗？罐头，还有开罐器。”他把勋章从左侧移到右侧，开始重演学生时代的老把戏，旁若无人地饶起舌来：“阿根廷‘莫雷诺’号战列舰吨位多少？船速多少？吃水线装甲厚度？制造年代？何时改装？‘维多利奥·威尼托’号①有几门一百五十毫米火炮？”
①1940年编入现役的意大利新型战列舰，1941年3月28日受到英国海军的重创。
我懒洋洋地回答着提问，心里暗暗为自己还能掌握这套把戏而感到高兴。“是不是把两听罐头一块儿带下去？”
“试试看吧。”
“别忘了带开罐器！喏，就在这儿。”
“你就像母亲似的关心我。”
“我要是你呀，这会儿就不慌不忙地下去了。”
“当然，当然。这些东西过不了多久就会烂掉的。”
“你又不是在这儿过冬。”
“好在这个打火机还挺灵，下面的汽油足够用的。”
“你最好别把那玩艺儿扔掉，兴许还能当纪念品作价变卖，这事儿谁也说不准。”
马尔克将那样东西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他离开舰桥，用脚尖一点一点地探索着舱口，两只手仍然轮流把玩着那样东西，尽管他的右臂上挂着装了两听罐头的网兜。他的膝盖两侧溅起白色的浪花。阳光又一次破云而出，他的颈斜方肌和脊柱向左侧投下了阴影。
“快到十点半了吧，没准儿已经过了呢。”
“水不像我想的那么凉。”
“雨后总是这样。”
“我估计，水温十七度，气温十九度。”
一条挖泥船正在导航浮标前方的航道上作业。我们正好在它的上风处，因此对机器的噪音只能依靠想像。马尔克的老鼠也只存在于我的想像之中，因为他在用脚探到舱口的边缘之前，一直都是背朝着我。
我一直用一个自己琢磨出来的问题折磨自己的耳朵：他下去之前还说过什么话吗？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从左侧转过脸来，瞟了一下舰桥，然后迅速下蹲，弄湿身体，红色的体操裤在水中顿时变得黯然无光，他用右手提起装着两听罐头的网兜。那颗“糖块”呢？它没有挂在脖子上。莫非他悄悄地把它扔了？哪条鱼会把它给我找回来呢？他是不是又回头说了些什么？朝着空中的海鸥？朝着海岸？朝着停泊场里的旧船？他可曾诅咒过啮齿目动物？我不相信你曾经说过：“好吧，晚上见！”他脑袋在前，拎着两听罐头钻入水中，滚圆的脊背和屁股跟在颈项的后面消失。一只皮肤白皙的脚蹬出水面，舱口上方荡漾着一圈涟漪。
我把脚从开罐器旁边移开。我和这把开罐器一起留了下来。我真想立刻回到小船，解开缆绳划走：“没有我，他也会想出办法的。”但是，我没有离开，而是开始计算时间。导航浮标前面的那条挖泥船有几个移动式履带抓斗，我用它作为计时工具，紧张地跟着它数数：锈迹斑斑的三十二秒、三十三秒；挖出淤泥的三十六秒、三十七秒；运转吃力的四十一秒、四十二秒；四十六秒，四十七秒，四十八秒，挖泥船的抓斗终于完成了提升、翻倒和重新人水这一连串的动作。它的任务是加深通向海港入口的航道，它也为我计时提供了帮助。马尔克想必已经带着那两听罐头到达了目的地，钻进了波兰“云雀”号扫雷艇的那间露出水面的报务舱。他没有带开罐器，那颗硕大的、甘苦兼而有之的“糖块”或许在他身上，或许不在。
即使我们没有约定以敲击为信号，你也是可以在下面敲击铁板的。挖泥船一连为我数了两个三十秒。怎么说呢？根据清醒的估计，他肯定是……海鸥骚动起来，在沉船和天空之间飞出各种图形。有些海鸥不知何故突然掉头飞开，这可把我给激怒了，开始猛击舰桥的铁板，先是用我的鞋跟，然后又用马尔克的大头皮靴：铁锈大块大块地剥落，灰白色的海鸥粪变成碎屑，随着敲击的节奏翩然飞舞。皮伦茨把开罐器攥在手里，一面敲一面喊：“上来吧，伙计！开罐器还在上面呢，开罐器……”我胡乱敲打喊叫一阵之后，又改为有节奏地敲打喊叫。可惜我不会莫尔斯电码，只能单调地敲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嗓子喊哑了：“开——罐——器！开——罐——器！”
在那个星期五，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沉寂。海鸥掉头飞走，四周一片沉寂；风儿卷走了一条正在作业的挖泥船的机器噪音，四周显得更加沉寂；约阿希姆·马尔克对我的叫喊毫无反应，四周则最最沉寂。
我独自划着小船回去了。在离开沉船之前，我把开罐器朝挖泥船扔了过去，但是没有击中它。
我扔掉了开罐器，划着小船回去了。我把小船还给渔夫克莱夫特，又补交了三十芬尼，并对他说：“晚上我也许还要用船。”
我扔掉了开罐器，把小船摇了回去，还了船，补交了款，还想再去一次，登上电车，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打道回府”。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东街按响了门铃。我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机车的照片连同镜框一块要了过来，因为我分别对他和渔夫克莱夫特说过：“晚上我也许还要来……”
当我拿着那宽幅照片回到家时，我母亲刚刚做好了午饭。火车车厢制造厂护厂队的一个头头同我们一起就餐。餐桌上没有鱼。菜盘旁边放着国防军地区指挥部寄给我的一封信。
我把那张入伍通知书读了又读，母亲在一旁哭了起来，弄得护厂队的那位先生十分尴尬。“星期日晚上才出发呢！”我说，然后毫不顾忌那位先生，问道，“你知道爸爸的双筒望远镜放在哪儿吗？”
我带着这架双筒望远镜和那张宽幅照片乘车来到布勒森，不过，那是在星期六的上午，而不是在事先说好的当天晚上。那天，雾气弥漫，天又下起雨来了，能见度很差。我在海滨沙丘找到一处最高点：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面的空地。我站在石碑基座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尖塔托着一颗被雨水淋黑的金球威严地耸立在我的头顶上方——把望远镜端在眼前望了起来，不说有三刻钟，起码也有半个钟头。直到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才放下望远镜，把视线投向近处的野蔷薇树丛。
沉船上没有任何动静。两只大头皮靴仍然放在原处。海鸥又飞回锈迹斑斑的沉船上空。它们在舰桥上歇脚，为甲板和皮靴扑粉着妆。可是，海鸥又能说明什么呢？停泊场里仍然只有前一天的那几条旧船，其中并没有瑞典的，甚至没有一条中立国的。挖泥船几乎仍在原处。天气看来有转好的可能。我再一次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打道回府”。母亲帮我装好纸板箱。
我打点行装，把那张宽幅照片从镜框里取了出来。因为你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我便把它搁在箱底。在你父亲、司炉拉布达和你父亲那辆尚未生火的机车上面，我摞上了衬衣、衬裤、日常用品和我的日记本——这本日记后来在科特布斯同照片和信件一起遗失了。
谁来为我写一个精彩的结尾呢？这个由猫与鼠开始的故事直至今天仍像芦苇荡里的凤头鸊鷉一样折磨着我。我若是回避大自然，科普影片则会向我展示这种机灵的水鸟。《每周新闻》曾经报道过在莱茵河里打捞拖轮，在汉堡港进行水下作业，炸毁霍瓦尔特造船厂附近的地堡，探明空投水雷的位置。男人们戴着闪闪发光的圆顶头盔潜入水中，然后又钻了出来；手臂纷纷伸向他们，拧开螺丝，揭下了潜水员头盔。但是，伟大的马尔克从来没有在亮光闪烁的银幕上点过一支香烟；吸烟的总是其他的人。
无论哪个马戏团来此演出，他们都能赚到我的钱。我差不多认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还经常在宿营车后面和这个或那个小丑进行私下交谈。这些先生往往毫无幽默感，都说从未听过有一个名叫马尔克的同行。
一九五九年十月，我来到雷根斯堡，想参加战争幸存者的聚会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