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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挥了挥手,摁了两下喇叭,超了过去。
我减了速,找到一个地方。我离开大路,熄了火。我能听见树林下方河水的声音。这时我听见小卡车开了回来。
我锁上车门摇起车窗。
“你怎么了?”这个男人说。他敲了敲窗玻璃。“你没事吧?”他手臂靠在车门上,脸贴近车窗。
我瞪着他,想不出还能干什么。
“你没出什么事吧?怎么把自己锁在车里了?”
我摇摇头。
“把车窗摇下来。”他摇摇头,看了眼高速公路,又回过头来看我。“把窗子摇下来。”
“对不起,”我说,“我得走了。”
“打开门,”他说,好像没在听。“你会闷死在里面的。”
他看着我的胸脯,我的腿。我知道他正在干这个
“嗨,蜜糖,”他说。“我只不过是想帮帮你而已。”
灵柩已经盖上,上面撒满花瓣。我刚在小教堂后排坐下,管风琴就奏响了。人们陆续进来,找好座位。有一个男孩穿着喇叭裤和黄色的短袖衫。一个门打开了,家庭成员结成一队走进教堂,进到一个被帘子遮住的地方。大家坐下时传来了椅子的咯吱声。立刻,一个身着深色西服和蔼的金发男子站了起来,让我们低下头。他为我们,活着的,作了个祷告,做完这个后,他为逝者的灵魂做了祷告。
我跟着人群从灵柩旁慢慢走过。然后我来到前门的台阶上,走进了下午的光线里。一个下台阶时跛着腿的中年妇女走在我前面。她在人行道上四处看了看。“唉,他们抓到他了。”她说。“如果这也算是种安慰的话。他们今天早晨逮捕了他。我来之前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就是这个镇子里的一个男孩。”
我们沿着炎热的人行道走了几步。人们在发动车子。我伸手扶住一个停车计时器。光亮的引擎盖和光亮的挡泥板。我头晕目眩。
我说,“他有可能不是一人作的案,这些杀人犯。你很难弄清楚。”
“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了。”妇人说。“她过去常来我这儿,我给她烤小甜饼,允许她在电视前面吃。”
回到家里,斯图亚特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威士忌。我猛然觉得迪安出事了。
“他在哪儿?”我说,“迪安在哪儿?”
“外面。”我丈夫说。
他喝干了杯子站起来。他说,“我想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了。”
他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腰,另一只手开始解我上衣的扣子,然后是我衬衫的钮扣。
“先做最要紧的。”他说。
他说了些别的。但我无需再听了。这么多的水在流,我什么也听不见。
“是的。”我说,自己解开了扣子。“在迪安回来之前。快点。”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是哑巴,是哑巴的死这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是搬来我祖父靠近威纳奇①的农场。我父亲在这儿结束了他的余生,只不过这个可能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哑巴的死归罪到哑巴老婆身上。后来他又说是鱼的错。最后他怪罪他自己——因为是他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杂志背面的广告,那是一则向全美各地运送活黑鲈鱼的广告。
自从弄到了鱼,哑巴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鱼彻底改变了哑巴的性格。我爸是这么说的。
我从来不知道哑巴的真名。即使有谁知道,我也从没听说过。他过去叫哑巴,我现在也只记得他叫哑巴。他是个长着皱纹的矮个男人,秃头,短而粗壮的四肢。如果他咧开嘴笑,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他的嘴唇会向后包住棕黄色的烂牙。这给了他一付狡诈的表情。在你说话时,他溜滑的眼睛会盯住你的嘴——如果你不说了,它们就停在你身上一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不觉得他是真聋。至少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聋。但他确实不能说话。那是肯定的。
不管聋还是不聋,哑巴从1920年代起就是锯木厂的一个普通员工。这家瀑布木材公司坐落在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在我认识他的那些年头里,哑巴一直是个清洁工。那么多年来,他的穿戴永远是一顶毡帽、咔叽布的工作衫,粗布的夹克衫罩在连体工装裤外面。我从来没见他穿过别的什么。他上衣口袋里总装着卫生纸,这是因为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打扫厕所。看见上夜班的人下班后总往自己饭盒里放上一两卷卫生纸,你就知道哑巴的工作有多忙了。
尽管上的是白班,哑巴总带着个电筒。他还带着扳手、钳子、起子和绝缘胶布等工厂技工常带的东西。他们为此取笑哑巴,笑他的作派和他总是带着所有的东西。卡尔?罗易、特德?斯雷德和乔尼?韦特是取笑哑巴的人里面最为恶劣的。但哑巴总是不声不响地忍着。我觉得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父亲从来不取笑哑巴。至少我没见到过。爸爸是个剃着平头的大块头,有着厚实的肩膀、双下巴和一个很大的肚子。哑巴总是盯着那个肚子看。他来到我父亲工作的锉工间,我爸用一个大金刚砂轮锉锯子时,他就坐在一个凳子上,看着我爸的肚子。
哑巴有一栋和别人一样的房子。
那是一栋临河而建、外面贴满焦油纸的房子,离镇子有五六英里的路。房子后面半英里的地方,在草场的尽头有个大石坑,那是州里在附近铺公路时挖的。当时挖了三个相当大的坑,多年下来,它们积满了水。渐渐地,三个水塘汇成了一个。
水塘很深。看上去很阴暗。
哑巴除了房子以外还有老婆。她是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据说和墨西哥人在一起鬼混。父亲说那是从像罗易、韦特和斯雷德这样爱管闲事的人嘴里说出来的。
她是个矮小壮实的女人,有一双闪烁的小眼睛。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双眼睛。那次我和彼得?延森一起骑车子,我们停在哑巴家门口要水喝。
她打开门时,我告诉她说我是戴尔?弗雷泽的儿子。我说,“他和——”我突然意识到了。“我是说,和你丈夫在一起上班。我们在骑车子,想要杯水喝。”
“等在这儿。”她说。
她回来时每只手里端着个装着水的锡杯子。我一口喝干了我的。
但她没再给我们水。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当我们准备上车时,她来到前廊的边上。
“小伙子你们有车了,也许哪天我会搭搭你们的车子。”
她咧开嘴笑了笑。相对她的嘴来说,她的牙太大了。
“我们走。”彼得说。我们就走了。
州里我们居住的那块地方没有什么鲈鱼好钓。大多数的鱼是彩虹鳟,一些高山上的溪流里会有少量的红点鲑和玛红点鲑,在蓝湖和环石湖里有些银鱼。除了深秋时在一些活水河里会有回游的虹鳟和三文鱼外,大概就这些了。但你如果是个捕鱼的,这些就足够你忙活的了。没有人钓鲈鱼。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多只在照片上见到过鲈鱼。但我父亲在阿肯色和佐治亚州长大时见过很多的鲈鱼,哑巴是他的朋友,他对哑巴的鲈鱼寄以厚望。
鱼运到的那一天,我去了城里的游泳池游泳。因为爸爸要去帮哑巴一把,我记得我回到家后又出门去取鱼——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巴登罗吉的三个包裹箱。
我们上了哑巴的卡车,爸爸、哑巴和我。
原来这些箱子其实就是木桶,三个木桶被分别放在松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它们立在火车站后面的阴影里,我爸和哑巴两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把一个箱子抬上车。
哑巴小心翼翼地开车穿过镇子,同样小心地一直开到他家。经过院子时他没有停下来,一直开到了水塘的跟前。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他让车灯开着,从座椅下取出一把锤子和卸轮胎用的铁橇,他俩然后把木板箱拖到水塘边上,并开始撬开第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的木桶包着粗麻布,盖子上面有些五分钱大小的洞洞。他们掀开盖子,哑巴用电筒往里面照了照。
里面看上去有上万条手指那么长的鲈鱼在游动。这是个最为奇特的景像,所有这些活的东西都在那儿动着,就像火车运来了一个小型的海洋。
哑巴把桶移到水边并把它倒进水塘。他用手电照了照水塘。但什么也看不见了。你能听见青蛙的叫声,但只要天一黑,在哪儿都能听见。
“让我来弄剩下的箱子。”我父亲说,他伸过手来,好像是要去拿哑巴工装裤上挂着的锤子。但哑巴摇
摇头,缩了回去。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