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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风中鼓起生命的帆：“给我们轨道／我们一列一列的火车／也要开拔到远方／到远方／卸下我们的快要爆炸的生命”（《给我们轨道》），诗人个性化的对自由的呼唤与民族的精神在这里是连接在一起的，组成了生命进行曲。
牛汉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在“文革”后期的70年代初到80年代这一阶段。生命的意识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好似受到多年的压抑与积淀的火山，释放出无穷的能量和活力。在经过了一个更为痛苦的煎熬，更多磨难的锻造与修炼之后，他的诗歌如同一只于烈火中再生的凤凰，向往着自由的生命。然而，这是个带着鲜血的，活的灵魂和在寒风中颤抖的，进行着不懈的搏击的生命。与40年代的诗歌相比，生命的体验在这里成为更加刻骨铭心的自觉，它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渗透在心灵之中的和骨髓之中的人格力量。在这个时期，他的诗歌涤净了天然的气质与时代的浪潮所带来的较为稚气的幻想，摆脱了40年代他的诗歌风格所受到的外在影响，将生命的意识扎根于诗人的人性之中，充分而完满地传达出他诗歌中生命体验的潜质。
70年代早期的《华南虎》描写了深陷囹圄之中的猛虎在无奈与默然之中潜伏在心底的生命力，集中表现了生命在受到禁锢、捆绑与残害之中的挣扎与搏击。猛虎那不羁的生命之魂正是诗人在遭受劫难之时的真实写照。“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像血写的绝命诗！”这是生命在绝望之境中发出的撼动人心的呐喊。而“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这里，诗人的生命体验生成于猛虎的强劲的大腿，破碎的趾爪之中，也生成于诗人的想象之中，成为诗人的心灵幻化出来的生命意识。读着这样的诗作，我们的心不仅受到强烈的震撼，而且有一种彻骨的心痛之感，又在阵痛中释放着一种能量。读他的诗作《鹰如何变成星的童话》也有着同样的心痛的感受。这是一首近乎美丽的诗，然而，这幻美的童话的背后却是鲜血淋淋的现实追求——鹰为获得自由，啄碎了自己的脚爪而无法停落在地面上，无法捕食。这种近乎牺牲生命以换得的飞翔的自由永远带有着人格的悲剧性唯美色彩，为他的诗歌增加了审美深度和能量，令我们的心无法不为之颤抖。
诗人对窒息心灵的黑暗命运的抵抗，对生命的呼唤，对自由的渴望是悲壮的、猛烈的，即便是在极度渴望中的梦想也如风暴一般的狂烈。“月亮的光太淡，／星星的光太小。／真盼望黑云飞来，／爆响一声霹雳。／雷声使人清醒，／闪电照清面前的道路。”对光明的向往不是梦想着温暖明媚的太阳，而是让黑暗在雷电中走向死亡。雷电犹如一声呼啸的警钟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敲响，使我们在沉睡中猛醒。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诗作中的生命体验是深沉而质朴的，有如一棵树，一株草，一粒种子。尽管是无声的寂静，它们带给我们的是心灵的感动。《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将那颗美丽而通红的，被虫咬了心的早熟的枣子描写成一滴悲哀的、受伤的血，在仓促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之际期盼着永久的、常青的绿色。这悲剧性的完美在他这一时期的诗作里还有着集中的表现，比如《悼念一棵枫树》、《汗血马》等等。《根》、《巨大的根块》所预示出来的是树的根，生命的根，也是诗人生命的根和他的诗歌的根。“我是根。／一生一世在地下／默默地生长，／向下，向下……／我相信地心有一个太阳”，这便是支撑着诗人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进行不懈搏击的生命支柱。“我的几千根大大小小的骨头在咯吱咯吱地咬着牙关，为我承受着厄运。”这诗中的根正如同与他生死相依的骨头一样，成为他的生命与他的涛歌的一个坚强的支点。
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牛汉的诗歌在经过了血的浸泡之后又有了对生命体验的新的感悟。一方面仍然是粗犷热烈的生命的呐喊。他的《梦游》第三稿完成于1987年。这是他在摆脱了理性的支配，跌人癫狂境界时对生命潜意识的感悟与回归，使人震撼而惊愕。另一方面，他的诗歌中也溶人了更加深沉和更富于哲理的思考，怪异而荒诞，但更令人深思和回味，比如《恐怖》、《圆弧》、《陶罐》等。《三危山下一片梦境》有着历史的远古带给人的幻想，饱含着历史的沧桑感与对亘古的永久的记忆。同时，在他的一些诗歌中还有一种相对来说较为富于幻美的和较为理想化的想象。其中有些诗作甚至在写实的风格中融合进浓郁的抒情色彩，有着一种浪漫的气质。他在体验生命的同时更多地思考着生命，咀嚼着生命，审视着生命。《空旷在远方》或许能够表现这个方面的意境。生命之巨流在他的诗歌中汇集成——片大海，成为生命的汪洋，茫茫苍苍，在空旷的天地中，在运动变化的时空中发出深沉的巨响。
从总体来看，牛汉的诗歌中有很突出的写实的一面。他的许多诗歌风格洗练、语言简洁、质朴无华。但是同时，他的诗歌也蕴涵着一种浪漫抒情的气质。他自己曾经说过，他早年喜欢带有浪漫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深受莱蒙托夫、惠特曼等诗人的影响。《鹰的归宿》便集中地表达出这种英雄式的浪漫精神：“鹰的一生／最后不是向下坠落／而是幸福地飞升／在霹雳中焚化／变成一朵火云／变成一抹绚丽的朝霞”。牛汉的诗歌中有两类相互呼应的意象，一类是大地、泥土、根，另一类是飞向高空的鹰、鸟、蝴蝶。它们相互组合，构成了牛汉诗歌风格的双重特色——写实的和浪漫的。他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大地中、泥土中，成为支撑他生命的骨。与此同时，他对自由的渴望，他对束缚与压制生命的强权的不羁反抗，对生命意识的感悟，这些成为他一生追寻的梦，如同缠绕他大半生的梦游。他的幻想，他的浪漫抒情，他的飞升的意象似乎都与他无法摆脱的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写实与英雄式的浪漫抒情并存的诗歌风格，有时又表现为一种较为柔美的梦幻式抒情风格。在《蝴蝶梦》中他写道：“那些年／多半在静静的黎明／我默默地写着诗／又默默地撕碎了／撕成小小的小小的碎片／（谁也无法把它复原）／一首诗变成数不清的蝴蝶／每一只都带有一点诗的斑纹／（谁也无法把它破译）／它们乘着风／翩翩地飞到了远方”。诗在那个历史时代受到冷落，受到压制，但涛的生命是活跃的，飘飞的。这一风格在他的散文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美与酷烈，柔与刚强，飘逸与实在；这看似互不相关的两种风格和气质糅合在他此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中。生命的体验在此处是坚实的，也是梦幻的和理想化的。正是这种坚实而又理想化的生命体验带给涛人和他的诗歌以永不衰败的生命活力。
牛汉诗歌的语言是质朴而坚实的。它精练、凝聚、确切、到位，似乎——副坚硬的骨架，支撑起诗歌的血肉和魂魄。然而，这似骨架的诗歌语言却拥有着极深的韵味，令人感到余味无穷。有评论家说，“牛汉不刻意修辞，却往往获得一种意外的修辞效果。也许这正是艺术理论上的一种悖论。”的确，牛汉诗歌的语言大多近乎白话，看似毫无装饰和点缀，但他的语言却强烈地打动人心。这可以被看作是艺术理论上的合理悖论。但是，仅仅这样解释似乎是不够的。应该看到，牛汉诗歌语言的魅力是与他的个性生命，与他的生命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有关新诗语言的讨论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诗歌是语言的探索”、“诗歌是语言的冒险“诗歌是语言的劳作”，这些论述引起了许多诗人和理论家们的关注。诗歌语言的问题成为中国当代新诗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些引人注目的论述中，牛汉对诗歌语言的生命意识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或许能给我们相当多的启迪。他在文章《旧作与断想》中把他创作诗歌时语言与心灵感悟的关系进行了诗性的剖析：“在创作中语言和我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有时心心相印，双方融洽无间，诗生成得痛快极了；有时语言跟我闹别扭，非得听从它不行。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和语言在一个共同的梦境中仿佛听到一声远方的召唤，不知不觉地突然间冒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