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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努比诞生时，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被分配到福特的流水装配线上，物质主义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被机器或者国家安置。史努比很可能进入20世纪卓越的人文主义者的名单。在这串名单中，茨威格怒斥着极端的民族主义，卓别林控诉着机器时代，乔治，奥威尔则说明了极权主义对于个人危害……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是何等重要。史努比以其独特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这样类比有点荒谬……
舒尔茨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把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成分加入漫画中。但文艺作品从来都是对于现实的反射。即使对于历史并不长的漫画亦是如此。20世纪初的《丁丁历险记》中的那个四处寻求冒险的丁丁，反映了欧洲社会处于扩张时期的雄心勃勃；而在70年代末出现的《加菲猫》中，物欲横流的肥猫则意味着处于消费时代的我们对于自我欲望的纵容。
所以舒尔茨的努力，可能无意中正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沙龙》杂志认为，舒尔茨的漫画，象征了在美国战后一代少年中所出现的不安与焦虑感，他们普遍对于自己缺乏自信。这种分析正确却并不全面。对于美国读者来讲，查理·布朗可能是《花生》漫画中的主角，他正是这种分析的代表。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宽阔，我们会发现，在非美国地区，史努比往往是漫画中的主角。在全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50年中，《花生》始终能赢得众多观众的关键因素，似乎也是因为这条与众不同的狗。发生在上海、北京的为获得玩具史努比而抢购麦当劳的事件正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舒尔茨对于我们生活的贡献可能正是，在这个技术与物质不断挤压我们的精神空间的时代里，创造了一条拒绝现实的小狗。这也是史努比可以在无数卡通人物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的原因，它代表了人类身上脆弱而敏感的一面，这些品质正在消失。于是，在日益现实与享乐的人群中，一条小狗耽于幻想，因为幻想而碰壁，于是它身上也因此而披上了一层永不消失的忧伤气质。幻想与忧伤，这两种气质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是如此的稀罕与动人。作为一个中国读者，你可以在中国的90年代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当然，作为阅读者，我们无需把阅读史努比变成思想的负担。像一切漫画一样，史努比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我们也发现，史努比给我们带来笑声的同时，也带来了浅浅的忧伤。我们在回味史努比时，也常常会想到自己，我们是否也同样面临着这样尴尬而忧伤的境况。
在刚刚进入21世纪时，舒尔茨宣布中止50年的漫画连载。原因是舒尔茨的身体状况不佳，两个月后，舒尔茨离开了人世。在《新闻周·刊》的悼念漫画上，查理·布朗与史努比相拥痛哭：“我们的爸爸死了。”这正常的中断与死亡，似乎也含含糊糊地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在更加物质化与技术化的21世纪，幻想与忧伤更将没有容身之地，所以不合时宜的史努比还是放弃这最后的挣扎吧。”这种推测当然会遭到无数的质疑与不屑，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而无聊的假设，如果把加菲猫与史努比放入同一漫画情节中，结果是什么？我个人的意见是，满身世俗之气的加菲猫将把人文气息的史努比压迫得无处藏身……
当然，我们都会怀念史努比，就像上个世纪的人怀念19世纪的单纯一样。但面对现实的残酷，我们所能做的可能仅仅是怀念。
没有颜色的青春
阿城在《遍地风流》的序言里说，中国没有青春文学，青春总是或多或少与政治搀在了一起。惟一值得一提的是王朔的《动物凶猛》，光名字就够吓人的。阿城主张的青春是嚣张的、更接近于生理本能的，这一点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过精彩的表述。
尽管阿城在抱怨着，但是他还是写出了《彼时正年轻》，插队的那段日子里，在荒野山村中涌出的青春骚动时至今日愈发动人。当那些躯体与意识逐渐成熟的时候，欲望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迷惘，这时候，你还缺乏基本的判断，对于这个周围环境介乎于理解与不理解之间。本能告诉你，总该反抗些什么，可是面对真实又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奇妙的情感该是多么痛苦和美妙啊！
尽管知青的生活里充斥了太多的悲剧和丑恶，陈冲在《天浴》里已经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但是，我对于这种特殊的境遇给青春带来的不寻常颜色还是抱有极大的兴趣。尽管，王小波与阿城一边在大骂那十年的缺乏“常识”，但另一方面还是在文字里频繁地出现了它，不管它是带有怎样地苦涩，但无疑都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脉之中。
有些时候，在疲软的夕阳下，我会猜测起这两个人年轻时的样子，在云南的雨林中，他们该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或无精打采……我渐渐了解，对于那种苦难的向往，是对我们目前生活的一种无情的唾弃。由于这种唾弃，我会对于30年前的大洋彼岸的狂乱抱有无限的心驰神往。革命的热情，无所畏惧的自由的性，世界大同的理想，还有鲍勃·迪伦嘶哑的嗓音。于是，我在《阿甘正传》中看到“Berkly”的字样，听到“如果你去旧金山，别忘记在头上……”时激动得心跳超速。于是，当我阅读《在路上》时，我的灵魂已经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无限延伸的公路，荒凉的沙漠，疲惫却年轻的面孔，还有肆无忌惮的自由，可以无限挥霍的青春……
尽管，那一代的反叛明星们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宰，尽管伴随着热情的衰退，道德保守主义重又回到轨道，也尽管社会不可能总处于那种激烈的状态，但是你必须承认，青春必须带上某种疯狂的痕迹，它让你恬不知耻地挑战历史。聪明的肖伯纳说：“如果年轻时不是左派，那么40岁时肯定是个保守分子。”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时不具备缥缈的幻想，那么这个人注定是乏味的。
于是很必然，我为自己的出生日期而遗憾，这种遗憾仿若李敖对于自己“早出生了50年”的抱怨。197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已经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滑向平庸。在我的大脑开始比较顺畅的运转前，理想主义情绪高昂的80年代过去了，我通过零星的文字记载来理解那个时代的传奇。文化热、诗歌的写作、人生意义的探索，被压抑得太久的青春在那短短的10年内，以罕见的力量喷涌而出。我热切地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攀谈，希望能够抓住那些痕迹。可是显然，我感觉到自己与那个时代的鸿沟，没有心灵与肉体的真实体验，有些东西是无法感知的。
接下来同样热闹却带上过多庸俗气质的90年代，却让我来临的青春缺乏足够的浪漫色彩。并且，我惊异地发现，在同时到来的网络文化面前，我表现出了某种排斥。我不知道，那个灿烂多姿的虚拟空间是否可以给年轻的心灵带来足够的遐想空间。美国作家汤姆·彼得森说：“网络社会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青春期。”我总怀疑这种论断产生于电脑的初创阶段，那时候对于摆弄的比尔·盖茨与史蒂夫·乔布斯来讲，这还是个好玩的玩具，而不是用来挣取1000亿美元家产的手段。而且网络是否真能给我们带来某种青春特有的幻想，我不置可否。反正，那个叫“痞子蔡”的人的小说，并没给我带来足够的冲击，甚至“风舞轻扬”的名字，也有点太过庸俗。更重要的是，可能我的年龄已经丧失了进入网络空间的优势了。
介于理想主义与网络一代之间的年龄，让我们有点尴尬，我们想做梦却丧失了空间与时间，同时又不能完全抛弃梦想。这种情绪让我的青春分外乏味。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才开始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40年前的霍尔顿依旧年轻，说脏话，带鸭舌帽，幻想女人却又要命的害羞……这些紧张与不安略加反叛的气质让我激动，却无处释放。同时，我周围的同学根本不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什么，他们也不想知道。我在宿舍里要命的倾听Nirvana的《SmellLikeTeenSpiht》，尽管我并不了解那个自杀了的异国青年，也不会如此狂躁，但是，我本能地意识到青春应该带有一点这种肆无忌惮的色彩的。
我总是试图在拾起别人的青春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