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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事隔30年之后，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和那些激动的中学生大学生一样颤抖着，我记得那一夜，我渴望大声地呼喊，渴望在我的小屋里又蹦又跳，渴望对着全班的同学大声地叫：“你们知道李敖吗？”……之后的几年间，我用各种方式寻找李敖的作品，了解李敖其人。李敖说他，说话比文章好，人比说话好。李敖的种种特立独行的故事加剧了我对他的心仪。他会在高三那年，因为厌恶考试机制，就休了学，放心地养浩然正气；他会在考上台大法律系之后，再退学；他会上课不抄笔记，还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中学生才干的事；他会“李敖情书满天飞，是个女孩就想追”地追逐台大的女生；他会在父亲的葬礼，顶着全台中市的白眼……这些最琐碎的事情，却映衬出一个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与思考的年轻人的形象，同时他又是充满了人性的血肉，而不是一具只会思想的尸体。
李敖的大学札记是李敖最动人的文字之一，这个一心要成为巨人的年轻人在札记中不断叫嚣着，自勉着，痛苦却顽强地面对挫折。读这些札记，仿佛看到一个努力向上爬的年轻人，他满脸的坚毅，同时又带着浅浅的玩世不恭——这是他面对世俗世界的武器。我常常在上课时望着窗外，想像那个整天在校园里穿着长袍，一脸不吝的青年。有时，甚至会冒出两句李敖式的豪言壮语，在平庸的90年代的中学课堂上引起小小的骚乱。
李敖的文字越读越多，也越来越让我失望。尽管，他关于国民党，关于蒋介石，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他的独到之处，也尽管我敬佩他面对牢狱之灾的勇气，以及复出后，在传统下的独白，或者在独白下的传统……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不能再打动我，离开了青春的勇气，李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愤世嫉俗者，他不是作为一颗充满无限激情的心灵而存在。
1997年，李敖推出了《李敖回忆录》，风行台湾。台湾《商业周刊》评价说，“它激起了整整一代人对于李敖的美好回忆”。这句评价再明显不过了，李敖属于60年代的台湾，那是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年代，一个在高压的政治和窒息的传统文化笼罩下的台湾，那个叫李敖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文化太保架式地说，“老年人该放下棒子了，该轮到我们登场了”，“文明即梅毒”……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人心的了吗？他是黑暗中的短暂却刺眼的微光。
但是，今天呢？李敖依旧是“我还年轻”的模样，他的身体也可以保证他在57岁的时候再生个儿子。但是，他确实不再年轻了，脱离那个年纪的李敖的话不能激动人，反而让人觉得滑稽，在电视上看到谈笑风生的他，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老年人，他已经60岁了。谁说只要保持心灵的年轻，人就可以不老，我不相信。我甚至宁愿相信，那不是李敖，真正的李敖还活在60年代，还活在我16岁的心里，那是一个如此年轻的李敖。
二
崔健在美国作巡回演出时，依旧对着台下的观众喊道，你们还年轻吗？可是一位观众却这样说：“他明显老了，眼袋明显大了，头发也稀疏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摧毁了崔健有关自己还年轻的一切辩解。他对着在美国随同采访的记者说，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年轻意味着速度和力量，他觉得这两样东西，他都还有。
尽管他在新专辑中，音乐的力量和强度都在加强，也尽管他可以说，他的听众在退化，已经不能再理解他，崔健还说，他的新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社会批判意识……但这一切不过是他正在失去青春的一个标志，他应该知道，他曾经激动我们的不是那些批判意识，而是他音乐洋溢的青春精神。
一位走过80年代的中青年会这样回忆起崔健，“走在大街上，我突然被击倒了”。整整一代人被崔健的音乐所击倒，而其原由当然不是那些习惯形而上分析的人所说的深刻性，它只是激起了那一代人始终被压抑的青春的欲望。所谓治疗了一代人“失语症”，正是激发了青春所应该有的放肆叛逆劲。而崔健身上最有利的武器，正是其自身的一副“崔大爷”的撒野气质。在备受争议的赵健伟《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书前的插页上，崔健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那一副“操你大爷”的表情或许正表现了他音乐的本质——肆无忌惮地表现力量。
而这一切肆无忌惮是必须以年轻作为基础的。这一点阿城说得极妙，“年轻气盛，年轻自然气盛，元气足。元气足，不免就狂。年轻的时候狂起来还算好看，25岁以后再狂，没人理了”。所以崔健在以36岁高龄说自己年轻时，这一切已经不再动人了。走过北大过去的学二食堂的旧址时，我总是在想，十几年前在这里演出的崔健该是怎样地元气十足。那时候，崔健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认可。在油腻腻、乱轰轰的学二食堂，北大学生似乎没有对这个中国的“鲍勃·迪伦”表现出什么热情，据说，拌着鱼香肉丝或者大白菜的味道，观众在这里进进出出，掌声寥寥。一年后，崔健再次在大讲堂出现时，只能容纳1500人的空间挤进了3000人。这时候的崔健可能并不需要拼命地叫喊“你们还年轻吗？”因为，此时他不需要自我打气。他的年纪本身已经给了他通向那一颗颗热血、躁动的心灵的最短的路径。
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是当初那些热爱倾听的心灵变得沧桑了？还是为了保持以为的年轻，崔健给自己搀杂了过多的做作？或许两者都是。可能，对于一个漫长的生命来讲，灵魂可以激动的时期本就很短，这是整个暗淡生命中最明亮的时段，或许也是我们之所以存活在世间的主要缘由。不管是崔健还是李敖，他们准确无误而又精彩万分地在充当了这段时间中我们灵魂的导游人，他们是内心深处最热血沸腾的记忆。如今他们老了，我们也老了，像告别了蜜月期的情侣，我们相互指责对方的叛变，同时谁也无法忘记那些最美妙的时光。
一条人文主义狗
史努比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舒尔茨把本应从属于一位热爱幻想的少年的品质，注入了这条狗体内，于是这条狗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
当查尔斯·舒尔茨决定退休时，一位读者这样写信给《新闻周刊》表明自己的哀痛：“当我的儿子还小时，他因为太喜欢史努比了，以至于决定让自己成为一只小狗。他吃完了所有的狗粮。而且，在好几年内，他坚持每天都学一会儿狗叫。我记得有一天，他被一个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伤害了，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世界背叛了他。他看着我，眼里充满泪水。同时说：‘我希望史努比是真的。’”
这个孩子的希望准确地道明了那只叫史努比的小狗让我们如痴如迷的关键——它代表着人类永恒的困境——梦想与现实的冲突。这只倔强富有个性的狗，如此坚决地拒绝承认自己作为狗的身份，当他的主人查理·布朗说，你看人家的狗，主人把树枝扔出去，狗就会跑过去把它叼回来。于是，史努比就叼来一个树枝，一下子扔到了远方，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查理·布朗。它常常专注地坐在小房子上，写作它的不朽的小说。尽管小说的开头从未改变过，尽管它从来只收到退稿信。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飞行员，并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战斗英雄……舒尔茨把本应从属于一位热爱幻想的少年的品质，注入了一只狗体内，于是这只狗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
不管是在舒尔茨生前还是死后，总有批评者坚持认为，在《花生》漫画50年的历史里，除去最初的一段时间，舒尔茨是缺乏创造力的，他是个可耻的自我复制者。这种指责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它却低估了舒尔茨利用那条爱幻想的狗和那些不合时宜的孩子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有了人性这条主线，不管那些连载漫画多么雷同，它已经产生了一种渗透心灵的表现力。史努比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坚持尊严、不安现状、耽于幻想、英雄主义理想——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作品描绘的主题，也是人文主义者所坚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
20世纪是一个人文精神遭遇空前挑战的世纪，不断发展的技术与不断扩张的物质欲望把人类的心灵挤压得越发干瘪。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讥讽的一样，我们正可悲地成为机器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我们被迫越来越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