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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在这一年的七月举办了划艇赛，这是牛津与剑桥的传统比赛项目。这个富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比赛，暗示了中国大学急于进入世界行列的心态。或许，再一年，这两校会举办橄榄球比赛，这样就可以离哈佛与耶鲁更亲近些。如果这项比赛能够进行下去，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事，因为体育生活本应是大学中重要的组成。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与世界名校在校园生活上的真正差异，是我们缺少让学生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不能给他们的思想以探讨和实践的机会。只有思想，才是一所大学的社团中最宝贵的东西，尽管他可能无法吸引很多的人，但是它必须在那里存在着。
北大的山鹰社的登山水平无疑在世界大学的范围内都是傲人的，清华的音乐团体的成绩同样令人瞩目，这两所学校甚至还慷慨地请进了国家级运动员。但是，这种活动的喧嚣无法掩饰住大学的苍白，缺乏思想的学生活动，让大学校园缺乏灵魂。
由于没有灵魂的指引，中国的大学社团呈现出极度幼稚化的倾向。在中国各个大学中，最出名的团体是“爱心社”，这个社团的队伍极其庞大，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在冬天里扫雪，在黑板上贴上一张宣传画“请帮老师擦黑板”，或在楼道里摆上一瓶公用的墨水瓶……诸如此类的小儿科行为却成为学校表彰的对象。我并非反对他们的存在，只是怀疑这样的行为，如何成为大学的主流，大学不是幼儿园。而其他的学生组织更是缺乏组织性，他们并非聚集同志，为了某种目标而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校园的社团的组织者，甚至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按照一位同学的说话“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好找工作，好人党。”在每年毕业生的自我推荐表上，的确有相当人堂而皇之地写上某社团负责人，尽管他可能什么也没做。
而被视作官方组织的学生会成了校园内最大的摆设。根据西方大学的演进历史，学生会的存在是为了在教师与校方之间，争取学生的权益，它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但是，显然中国大学的学生会普遍是学校的附庸，他们无条件地传达校方的意见。在某大学进行的一次学生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学生对学生会感到陌生。在某著名大学内，尽管每届的学生会竞选，都在校园内大张旗鼓，也尽管传说每位候选人的拉票费用过万。但是，显然的喧闹与学生无关。不管哪一位上台，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搪塞学生的需求，千方百计为校方辩解。而在某些严肃的学生眼中“碰上好学生会成员，不过是放一放电影，培养大家放松心情的享乐主义机构”。至于学生刊物，在大学内是普遍缺席的。学生会的刊物几乎无法猝读，大多数是政策上的解释，除了枯燥不算，更经常大言不惭地颠倒黑白。而至于一些学生自己的刊物，则往往只能局限在风花雪月的地步，再好一点的，顶多是学术上的同行交流。至于能够震动学生心灵，具有思想上洗涤感的东西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的大学是无法容忍一份《深红》存在的，而即使昙花一现的一些东西，也会因为缺乏严格的组织习惯，而无法继续。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纪念百年校庆的文章中甚至说，现在的北大把一些敢于独立思考的学生视作不安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表达思想的刊物的生存当然很成问题。
龙应台称台湾的大学生是幼稚园级别的，因为他们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而我们的大学又何尝不是呢？同样经过了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中学年代，而大学又不鼓励他们自由的思考与实际的行动。青年李普曼等在当年哈佛的举动，对于中国学生是不可想像的。于是，中国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地心灵萎缩。于是，这代中国大学生呈现出极其可怕的一面。一方面因为缺少思考能力，思想与行动上显现出幼稚化倾向；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的冲击，大学又不能给予心灵上的引导，学生变得极其世俗化。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混合，他们无法拥有健康的未来——除了缺乏行动的能力，更是缺乏理想主义气息。而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受教育者对未来有着美好的理想，并有能力去实现它。我们的校园显然没有给他们这些机会。
威廉·詹姆斯在《真实的哈佛》中说：“（我们来到哈佛）是因为她的课程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是因为她哺育了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力的理想，并给这些理想的价值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大学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威廉·詹姆斯的哈佛式的俱乐部精神？
忧伤的年轻人
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
——迈克尔·考利（流放者的归来）
4年以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忆着李皖给我带来的震惊。“这一年，高晓松27岁，但已经开始回忆。”1997年的秋天，我斜躺在北京大学28楼202宿舍里，这句话从《读书》杂志粗糙的纸张中跳出来，柔情似水却准确有力地抓住了我涣散的神情。“这么早就回忆了”，李皖在感慨的同时，开始寻找隐藏在一代人“怀旧”的面具后的秘密。
这是一个逃课的上午，屋内微冷，校园的树叶变得金黄，并逐渐飘落。这一年，我21岁，三年级学生，满脸的迷惘与偶尔的愤怒，四处表现着对于当时北大的不满。压抑，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措辞，它被随时用来形容我的青春与校园生活。自从1995年进人北大，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世感就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或许还有学生会）为核心的社交场所……也在1995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95，并被扯进了一场似乎无法结束的反垄断官司；而一家叫网景的公司创造了股票市场奇迹，那个有着娃娃脸的叫马克·安德森的年轻人，当天就成为了亿万富翁，“．“狂飙运动开始了；七大工业国还在这一年通过了兴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协议，决定共同促进“信息社会”的早日来临……到了1997年，多利羊出场，戴安娜随风逝去，连《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片子都大获成功……
当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事件预示着的社会变革，张朝阳、丁磊神话还要过几年才出现。为了躲避不满与愤怒，我让自己沉浸在幻想里，幻想中最常见的场景就是“这么早就回忆了’’的80年代校园。高中时看到的《女大学生宿舍》奠定了幻想的基础，这部蹩脚与幼稚的电影有效地挑逗起少年人心中“担当社会责任’’的激情，它部分准确地把握了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内四处洋溢的求知与变革热情。一位83级的学生孔庆东用他的亲身体验将我的幻想推向极致。在他如金庸笔法的描述下，80年代校园成了一个奇情的江湖。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充斥其中，不断涌入的新思潮搅拌在一起：哲学上的存在主义、诗歌中的现代派、艺术上的实验行为，还有荷尔蒙刺激下的青春式自命不凡毫无顾忌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青春绽放的年代，生命中的狂喜被眼花缭乱的变幻从内心深处激发出来——他们在热爱顾城与北岛不久，就迅速宣称打倒他们；他们刚刚读了20页的《存在与虚无》，就又要排队去购买尼采；中央美院的孩子们为了表现自己的艺术热情，开着大轿车来到北大食堂前，把一桶桶涂料往身上倒……诗歌与哲学是那个时代的通行证，就像86级学生李方回忆的，他流浪到内蒙古大学，饥饿逼迫他踹开一间宿舍的门，然后大声嚷道，我是北京来的诗人，我要吃肉，然后他就被热情招待。北大的三角地经常会贴着“以论文会友”的广告，据说它像几百年前的“比武招亲”一样受欢迎……1998年出版的《北大往事》将这种神话导向巅峰。多年以后，那些当初的年轻人满怀喜悦与忧伤地将自己的少年意气与琐碎倾倒出来，结果那些忧郁的碎片再次让他们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