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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诺耶在谋杀掉第25个少女之后，终于被抓获了。在即将行刑的时刻，这本诡异的小说终于迎来了它惊心动魄的高潮。当充满仇恨的群众围绕在刑场之时，格雷诺耶悄悄地释放出了他制造的致命的香气。书中开始出现这样的描述：“聚集起来的一万名男女老幼，像被情人的魅力征服的小姑娘那么柔弱。一种强烈爱慕的、温存的、完全幼稚可笑的爱恋突然向他们袭来……他们喜欢他。”接下来的场景是：香气把刑场变成盛大的狂欢，男人与女人在香气的诱惑下，突然放弃了所有的道德观念，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刑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纵欲场所……
而我们的受刑人格雷诺耶带着嘲弄式的笑容站在一旁，他是这场戏剧的导演。他终于依靠香味，成功地控制了人群……而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打量这个怪异的情节，我们会发现，在广场上放纵不过是人的欲望的一次爆发罢了。这些欲望曾经被文明的教养深深地覆盖起来，而香水仅仅充当了诱发这些欲望的诱发剂。
这是一部令人有点恶心的小说，它让我陷入了某种异样。当我的肉体行走在21世纪的北京街头时，我的头脑却停留在18世纪的巴黎。作者帕·聚斯金德说，那时候的巴黎是个充满臭气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叫格雷诺耶的虚构人物，制造除了震慑人心的香水，在每一滴香水后面可能都隐藏着一个美丽少女的生命，隐藏着一种奇异的味道。
这也是一部有关欲望的小说，如果更深入地考察下去，香水不过是人类潜藏欲望的一种诱发剂。我们使用香水，要么是为了掩藏欲望，要么是为了诱惑欲望。那个格雷诺耶则是利用香水完成他报复整个世界的欲望。我相信，作者想借助这本小说重复弗洛伊德的结论：人们的欲望随时可能冲破文明的束缚，相比于这些被掩藏的欲望，人类的文明是何等脆弱。，
这个故事有效地挑逗了我的热情。在北京肮脏的地铁里，在人群拥挤的西单街头，当然最重要的还有豪华商场的香水柜台前与散发着浓郁气息的Party里，那个若有若无的格雷诺耶不断地催促着我。他希望我能够攫取那些美丽与香气，希望我发现在每个女人所散发出香气背后所隐藏的故事……我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欲望之中，我沉湎于其中，痛苦并快乐着。
我想我迷上了香水的气息，但是，我却缺乏格雷诺耶的能力。况且这是乏味的现实空间。在空气污浊的写字楼里，我偶然会想起那个生活在16世纪的意大利人毛里蒂乌斯·弗朗吉帕尼，是这个天才偶然发现：香料可以溶解在酒精里。通过把嗅粉同酒精混合，并因而使其香味转到挥发性液体中的方法，使香味从物质中脱离出来，变得生气勃勃。正如帕·聚德斯在《香水》中说的：“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它完全可以同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比如文字与几何学相比。”
这句话在充满丑陋与震惊的全文中，充当了最美妙的音符。在我充满激情地向读者描述了香水中蕴涵的欲望与罪恶后，我想我还应该再次强调香水蕴涵的一个关键点——它为我们提供了反抗现实生活的一种最简洁手段。如果说阅读是通过文字，把我们拽人另个空间的话，香水则是通过他的气息让我们获得同样的效果。我是如此着迷于如下一段描述，它阐明了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香水获得的最佳享受：
香水店老板巴尔迪尼在第一次闻到格雷诺耶配置的香水时，他看见自己“躺在一个有黑色卷发的妇女怀里，看到窗台上玫瑰花丛的侧影，一阵夜风吹过窗台；他听到被驱散的鸟儿歌唱，听到远处码头上一家小酒馆传来的音乐；他听到紧贴着耳朵的窃窃私语，他听到‘我爱你’，发觉自己由于幸福而毛发直竖，就在现在，在现在这一刻”。
在路上寻找灵魂
1950年夏天，克鲁亚克在墨西哥城开始了《在路上》的写作。显然，开端并不令人愉快，严重的痢疾让这个28岁的年轻人的英俊面孔时常扭曲，他需要大量的大麻与吗啡让自己舒服些。我时常怀疑，克鲁亚克是坐在马桶上，用一架丑陋的打字机开始他的灵魂流浪之旅的，而卫生间里是大麻烟的烟雾腾腾。整整的三个星期里，在一张长达250尺的纸卷上，克鲁亚克打出了没有空格、没有楣边甚至没有标点的文字。这种畅快的气势似乎只有痢疾与大麻的共同作用才能带来。
我常觉得，阅读《在路上》其实是对克鲁亚克的误读。在傍晚，在明亮的灯光下，在温暖的房间里，这些适合阅读的时间与地点正好背离了“在路上”的精神。我宁愿把这本缺乏条理的书看作一本行动指南，它号召着我勇敢地站起来，告别那因为过于熟悉而变得庸常的生活环境，踏上一条不知目标的道路，并在路上达到生命中快乐的巅峰。我始终假想自己在那种环境中阅读它，那是一条在长江上缓慢行驶的轮船，我被拥挤在地下室的一个阴暗的空间里，灯光时明时暗，因为寒冷，我蜷缩在角落里，但我牢牢地抓着这本书。这是个有点怪的场景，它与美国西部那辽阔开放的地带相差甚远，而缓慢的轮船与狄安的每小时90英里的快车也相去甚远。这或许是中国版本的在路上吧。
很显然，主人公狄安是一个注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颠簸的车上让他降临到世间，而接着成为一个年轻的囚徒，他必须凭借不断地奔波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人。狄安的野性与自我无疑打破平静生活的尖刀，令人感到无比畅快——“狄安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种越轨的‘劣迹’甚至也并不招致愤懑，被人鄙视。那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是情感的疯狂发泄，具有西部特征，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而“我”，萨尔，一个作家，一个在内心深处潜藏着躁动不安气质的家伙，狄安的出现则将这种躁动不可阻挡地激发了出来——于是我们上路了，带着无限的憧憬。那些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姑娘，陌生的性，未知的冒险，这些或许可以给厌倦的灵魂提供归宿——“在旅途某处，我知道会碰到姑娘，也伴随着幻想，会发生一切的一切；可在途中，我准会大有所获。”
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拦住那些呼啸而过的货车、卡车、轿车还有公共汽车。尽管我身无分文，但是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有体力可以付出。迫不及待地寻找途中的姑娘，或许我们可以相互慰藉，性是如此让人着迷，不是吗？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朋友们，我们莫名其妙地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热爱漂泊，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束缚起来。丢掉一切无聊的担心，让本能的需要占据我们的心——“迎着社会现实冲刺，渴望面包爱情，不要因为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
这极端的放任主义让青年读者们欣喜不已，而疯狂似乎正是战后一代寻求精神安慰的最佳途径，极端的感官刺激不正是帮助我们逃离现实的残酷的最棒的东西吗？这似乎比萨特的悲观论调更来劲。当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纽约时报》称之为“垮掉一代”的圣经，而克鲁亚克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克鲁亚克在替谁发言？早在1952年，《纽约时报杂志》就对这一代做了描述：“‘垮掉一代’成员个性异常鲜明……他们是在一个令所有人极度不安的糟透了的经济萧条期长大成人的……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战争的混乱……他们既有情绪最低沉的时刻，也有情绪最振奋的体验……他们渴望自由，渴望能在和平中生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战争而破灭，他们不得不混迹于黑市交易，沉溺于爵士乐、吸毒、性放纵、打零工，醉心于萨特作品。”
追求放纵感官是萨尔们逃避社会不幸的方法。不管是狄安还是萨尔，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于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我喜欢萨尔和那个墨西哥姑娘的相爱过程中的纯真，萨尔还会不断地问那些萍水相逢的姑娘：“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萨尔接下来的想法让我感动不已，“美国的青年男女一旦有机会在一起时他们真的很悲哀，他们得故作老练，无须在行事前进行任何恰当的交谈就立即沉溺于性爱中。没有温存的交谈——真正发自内心震撼灵魂的绵绵情话，就匆忙做爱了。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