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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础 �
暧昧的怀旧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年代，姜文回忆道，大人们已经走光了，城市属于孩子们。那也是一个匮乏的年代，孩子们拥有的只有友谊、战争、砖头、无所不在的恶作剧和穿着朴素的姑娘以及《列宁在1918》，偶尔还有机会把避孕套当作气球来使用。这一切散发着当年小豆冰棍一样的香甜气味，我无法不怀念。
没有人否认，长大之后的姜文把少年的时光过于抒情了，但是这不妨碍让我陷入小资产阶级式的回味。暧昧的怀旧，这是现代人无法挥去的情结。无知与单纯是快乐的根源，我开始理解在那些什么都缺的日子里我如何像一头小猪一样快乐和健康地生活，我也记起了我的那些伙伴如何为一张火花，一个沙包而折腾得畅快淋漓，记起了在日落之后我们如何穿梭于大院内的楼群之间呼朋引伴，然后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如何羞涩却高声地议论那个漂亮女孩的裙子……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我们被迫把自己放逐于田野和自然之间，享受一种无所事事的快乐。
多年后的今天，我听到隔在大洋彼岸的克林顿说：“在信息时代的阳光中，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人落在黑暗里。信息科技应该成为每个美国孩子生而知之的权利，无论他们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然后我就看到和我当年一样大的孩子积极响应这句话，偶尔和这些年轻的朋友坐在一起，他们谈论着和我当年截然不同的话题：帝国时代、下载、黑客……这些孩子的脸上透出精明的气息让我吃惊，但是我不喜欢。我走在曾经留下童年痕迹的大院里，已经看不到喧闹的景象，我知道他们都在家里上网，尽管他们住在相对的两座楼上，但是他们更喜欢在网上交流而不是面对面。
孩子们的游戏规则变化了，我承认他们比我们当年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他们更多的把自己投入到一种智力游戏之中，利用技术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生活……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好玩，我透过他们的眼镜和有点电子化的眼睛看不到生命的本来，看不到那种应该活跃的动物性。他们的活跃过多地表现在虚幻的世界里，在这里，他们把自己假想得强大无比，他们可以在聊天室里肆无忌惮，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电子邮件和大人物们联系，可以在联机游戏上精神十足，可以轻车熟路地侵入五角大楼……在虚拟的世界里，他们用一只手指攻击瓦解着成人世界。但是，这改变不了他们在生活中的脆弱和缺乏生气。
技术永远无法取代人的本性，我会永远地喜爱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因为他们让人讨厌的精力过剩，永远不会安分守己地到处流浪，他们健康勇敢，散发出永远不会褪色的生命活力。我也会永远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呼吸的是空气，亲近的是自然，还有分享烟头的友谊，还有可以流血的打架……
未来学家们说孩子们可以通过一扇扇窗口（Windows）欣赏自然，或许山更雄壮，草地更为鲜亮，河流更为清澈……当然，孩子们还通过窗口体验到了友情、暴力、探险，或许还有性这些我们曾经努力亲身实践的东西。但是即使隔着最高分辨率的窗口他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世界了吗？
所以，我自以为是地替他们感到遗憾，尽管这种遗憾已经被很多人重复过了。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孩子们在不知疲倦地追赶信息技术的召唤的时候，看到他们温柔听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阳光灿烂的年代，想到密西西比河的野蛮小孩子，谁享受着更幸福的生活，谁也无法说清。
砸烂背后的眼睛
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有个可憎的训导主任，他喜欢在上课的时间，通过各个教室的后门窗户观察学生的动向，心怀期待地寻找沉浸在金庸小说或者窃窃私语的快乐中的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当我们无法拒绝小说或者同桌女生轻言细语的诱惑时，就必须同时提防讲台上的老师，还有后门的那双神出鬼没的眼睛。后来，有勇敢的同学把窗户用报纸封上，那一天大家过得很舒服。报纸不断被老师勒令撕掉，但是不断又被人贴上，老师也就服了。可是，不久，我们发现训导主任还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抓住吃零食的可怜鬼。原来，后门的窗户下有个小洞，训导主任的一只眼睛可以顺畅地观察我们。一天课上到一半，训导主任不顾尊严地冲进来大吼道：“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这时我注意到，他的右眼又红又肿，因为疼痛一眨一眨的。猜得出，肯定有人往那个小孔上抹了大剂量效果显著的清凉油。从此，没有人再从后面监视我们了，到现在我还在感激那位机智勇敢的同学。
我估计训导主任在右眼遭受重创的同时意识到两个问题：其一，从背后监视学生是不得人心的；其二，不要把人逼急了。还有一点，他可能至今还意识不到：他们虽小，也是个人，需要人的基本尊严，教育的努力是给人尊严，而不是剥夺尊严。尽管最后一点，当时的我还不能清晰地表达，但是我朴素地知道我不喜欢被人从背后盯着，即使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当时的年纪小，没有能力把这个事件上升到社会高度来看，但当我在世纪末的阳光下看到《1984》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这种监视对于人类精神会带来多大的戕害。好在，我们那时候，训导主任还没有“老大哥”的无处不在的监视器，他的那双肉眼还是可以被我们的聪明才智弄肿的。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在4月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最近一两年，北京有十几所中学在教室后方墙壁上安装了监视器。校长坐在办公室里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查看到每个学生和教师的上课状况。报道说，一开始，学生不适应，但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而且学生上课的听讲专心多了，没人再搞小动作了。一位律师同志说，教室和商场一样是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很合理；一位家长同志说，只要孩子可以专心学习了，装就装呗；一位校长同志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工作，不是为了监视学生。更可气的是一位和我当年一样大的高中生说，从此大家不传条了，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我明白了，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状况是根本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进步，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技术压迫得精神萎缩。《1984》里描述的故事很恐怖，“老大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每个人的隐私权，即使你跟一个姑娘亲热一下，都很困难不被发现。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都对国家忠心耿耿，但是没有几个人是正常的。奥威尔的故事是虚构的，我们的故事却是真实的。校长老师们现在以“学习”的名义剥夺了孩子们的隐私。他们搞了几十年教育，却不知道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管那些孩子成绩好不好，能不能考上大学，起码我们的学校都应该让他们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走出校园。一个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自然成长，尤其在青少年时应该尽量减少负面的影响。那些老师家长们怎么不好好想想，当你总是意识到自己活在别人眼皮底下，还会正常思考问题吗？反正，在中国历史上，越没有自我空间，人就越虚伪越残暴。如果一个民族的花朵们都在这种阴影里成长，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可以想见了。还有那个可笑的律师，把学校类比成商场本身就滑稽之极，商场的监视器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它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是否合理再另说。但教育却是应该激发人内心的光明的一面，这些幼小没有成形的生命是应该被爱与美引导的，而不是用先进的手段来监视的。
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驯化，没有了我们当年的抗争的自觉性，况且，在面对校长40万元的高科技武器时，抗争也是无力的，再说清凉油已经不常见了。最近北京还流行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TrumanShow），讲的是金·凯利从出生起就被5000架摄像机监视起来，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他的生活吸引了无数观众，他是这个星球最大的明星，但他始终没有察觉。当他最终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中被世界观察时，最终还是摆脱了监视，即使这个游戏的导演诱惑他回到那架摄像机下，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明星（BIGSTAR）。我真希望，这些可以当黑客的孩子们可以用砖头砸烂监视器，即使让你考上哈佛，这种对于生命尊严的付出也是不值得的。
我的师兄梁遇春
阳光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