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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权力变量。权力是影响交往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它并不固定属于哪一方，对交往双方都能起控制和协调作用。
表面看来，人际交往似乎是自发的、无秩序的进行着，其实不然，交往规范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另外，权力也通过组织和非组织对交往效果实施其影响。
在交际中起作用的权力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奖赏权力。主体对客体能尽快理解其信息，并积极协同行动予以肯定和鼓励；而对那些无动于衷、不闻不问的客体，则给予不同形式的否定或批评。二是参照权力。主体求助于客体与之保持一致，并协调行动，其中只有请求支持的成分，而没有任何强制成分在内，这种权力就是参照权力。三是内行权力。这是客体感知到主体拥有较多的学识或业务专长，而自觉赋予主体的权力。这种权力，更确切他说，是权威。是靠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自发地起作用。四是合法权力。
客体自愿推崇主体，将对方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确认其施加影响的合法性，形成一种遵从模式。
权力对交往的影响分为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两个方面。一部分交往规范，如法律制度、行政奖惩制度，群体或组织领导人委派的任务等，这些规范规定了交往的界限，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对于交往而言，影响更大的还是非强制性权力，道德、习惯、文化传统等规范，基本属于参照权力。对权威的崇拜，对英雄人物的尊敬，逐渐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在现代社会里，人们要求自由和自立，要在多种行为模式中进行选择，所以，非强制性权力更符合现代人的心理机制，他们乐于接受这种权力的指导。可见，非强制性权力比强制性权力将对交往效果发生更大的影响。
Ｄ．交往双方的相互调适。交往双方的相互调适是影响交往效果的另一重要变量，也是人际交往得以持续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人际交往与机械传播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接受者也是能动的主体，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控制着发送者。因此，交往双方必须同时放弃某种自治，求同存异，进行有利于交往持续下去的调适，否则，交往就难以继续下去。
所谓调适，就是要使交往的内容、方式、媒介适合于双方，改造某些不适合的成分或部分，使交往更有针对性。人口统计学一般使用五个变量区分人的差异：年龄、性别、社会与经济背景、种族和民族因素、智力。一般说来，老年人比青年人阅历深，有主见，不易被说服；女性比男性容易改变观点；富有的比贫困的人财大气粗，易于发号施令，而不愿屈从于人；各个种族和民族的人都有其自尊心，都可能给沟通带来一定障碍；人与人之间智力和理解能力不同，需要反复调适，以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目的。
交往双方的调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贯穿于交往过程的始终。初期的调适只涉及交往的外在方面；继续调适主要是改造双方的认知结构和思想品质，以形成接近的理解系统；后期调适则涉及双方的心灵深处。随着交往的发展，人际调适由浅入深，双方的友谊会蓓蕾绽开，硕果累累。
Ｅ．场所和时机的选择。在人际调适之前，交往的场所和时机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有某种过失的人，最怕当众揭〃伤疤〃，两个人私下面谈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遭受过重大挫折的人缺乏自强的勇气，特别怕当众受辱或受怀疑，当众肯定其优点和进步，对之表示赤诚和理解，就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向对方提出个人的请求，往往难以启齿，选择适当的场合尤为必要。
交往场所与方式相互联系，场所选择直接涉及到交往方式的转变。用简单说教的方式教育青少年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就不如组织郊游，为烈士扫墓，访向烈士家属，请烈士生前战友作报告等交往方式效果好。针对现代青年人的特点，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多开展喜闻乐见的活动，寓教育于各种有益的交往活动之中，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对求人办事的程序描写有很多类似之处，在宴席上，酒过三巡，主人起身举杯，点出宴会的主题。主人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向客人提出请求，一则客人已经接受人情，二则几杯酒入肚，添热壮胆，宾主兴致正浓，容易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交往时机的选择都有一定的认识。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人际交往的时机选择的集中概括。要选择别人最需要的时机帮助人，就象《水浒》中的〃及时雨〃宋江；相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却是为人所忌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总结出了一套通过人际交往解决思想问题的经验，时机选择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新发现的问题趁热打铁解决，越是艰苦的训练越需要官兵之间的个别谈心，干部、战士探亲归队后立即开展家访等，都是交往时机选择的成功范例。可见，交往时机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交往的成败，对交往效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空间和时间的选择得当，是人际交往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空间和时间有机结合会产生有利的社会背景，会形成一种声势的气氛。人们在进行比较重要的交往时，总是同时考虑地点和时间两个因素，使两者相互促进，以产生最佳的效果。
Ｆ．情感与道义对交际态势的影响。一般说来，情感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和激情，对人际交往的积极性起着重要的激励或抑制作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通过交往逐步建立起来的。它一旦产生，就成为一种推动或阻止交往的重要力量。如果对某人产生了快感，有了感情，就能促使人们蔑视世俗偏见，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积极主动地发展彼此之间的交往。反之，对自己不喜欢的人，虽然碍于种种传统观念，顾及各种社会舆论，而不得不勉强维持某种交往关系，但这并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迫不得已，做做样子，装装门面而已，这种情感对于交往的积极主动性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举个例子，有的家庭夫妻感情已趋破裂，但男方考虑双方分离在道义上对其子女负有责任，女方则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致使婚姻关系勉强维持，甚至私下订立〃君子协定〃，使情感交往维持在最低限度。这种交往给双方带来的不是幸福，这时的夫妻关系已不能再继续下去，破裂和解体只是时间问题。
情感在交往过程中有时还起着一种重要的〃补偿〃作用，亲密的朋友如果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会感到心里缺少点什么，在交往过程中即使作出一些牺牲也值得。
感情冲动有很大焕发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把交往推向高峰，产生难以预计的效果。然而，感情冲动有时也会挣脱理智的控制，超越人际交往发展阶段和规范，造成不良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异性青年交往中更为多见。
建立在理性的、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人际交往，伴之以感情，不仅带有客观必然性，而且对于交往的持续和效果的强化，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道义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社会义务与责任的作用。
同情与怜悯是道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点。表面看来，这是一种不等价的交往。从发送者本人来看，帮助弱者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带有任何恩赐的色彩。在战争年代，根据地人民抚养烈士的遗孤，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革命干部的子女抚养成人；解放后，四处打听孩子的亲人，一旦有了下落，立刻送子认亲，不要对方对自己有任何答报。这种慷慨相助的高尚情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种同情与怜悯，是一个群体或国家在危难中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
道义责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人们在处理相互关系，采取有效行动之前，把对他人以至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放在首位，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殃及别人。
可见，道义对人际交往具有重要影响。
总之，影响人际交往的变量，既有客观环境因素，又有交往双方态势、态度错综复杂的变更与发展。要掌握交往的主动权，使整个交往都沿理想的路线向前发展，必须从总体上认识影响交往效果诸变量之间的关系，提供各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