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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既不是慷慨激昂的政客，也不是思想界的风头人物，而是一位真正沉潜入书斋的纯粹学者。他不喜欢参与实际事务，也很少抛头露面谈政治。他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等文人走的完全是两条道路。他没有发起过一次社会文化运动，也没有参与诸种所谓变革的思潮，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书斋，寝馈于中外典籍，笔耕不辍。
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陈寅恪是不幸的。陈寅恪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命运多舛。刘以焕先生尝引《诗经》句〃琐兮尾兮，流离之子〃状其一生，并解释说：〃〃琐尾〃表示少好之貌；流离为鸟，〃少好长丑，时而娱乐、终以微弱〃。……后来以此喻处境初时顺利，转而艰辛。……〃乱世之苦，一直缠绕着陈寅恪的生活，从战乱流亡，到困居岭南，颠沛流离，备受艰辛。〃文革〃时期，以一目盲腿折之垂垂老者，陈寅恪犹遭批判抄家之厄运，念之令人不禁唏嘘。然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在面临异族入侵，国破家亡之危难时刻，如何自处？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在那一个特殊的时期他的生命轨迹是如何演进的？
一、〃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
1926年，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聘，陈寅恪结束了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自柏林归国。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陈寅恪事，其中还有一段佳话。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伊始，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曹云祥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任公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办了！〃梁启超听闻此言后勃然大怒：〃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的寥寥数百字有价值！你不请，就让他留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云祥一听，这才决定聘请陈寅恪来校任导师。
回国后，陈寅恪尚未发表一篇论文就已蜚声学界，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四大导师〃。因陈寅恪此时尚无家室，清华校方便安排他到工字厅中的单身宿舍居住，但陈却经常住在同为研究院导师的挚友赵元任家里。对自己长期寄住在挚友家中，不拘小节的陈寅恪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他还悠然自得的向赵元任解释说：〃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赵元任哭笑不得，他只得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后来，一直到与唐筼女士喜结良缘，陈寅恪才从赵元任家搬出迁至清华西院宿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学术界，可谓一时鼎盛。全国顶尖学者云集京华，学术气氛浓厚，学术期刊众多，各类型图书馆及书肆遍布学校城中。清华大学图书馆典雅华丽，藏书数十万。清华研究院的毕业生兰孟博谈起当年清华盛况不胜感慨，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写道：〃自十五年秋（1926年），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馀人，院中充满蓬勃气象。〃〃……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闻道心志的诚敬殷切，……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应该说，十年清华园是陈寅恪一生的黄金时期，更是他人生的璀璨一笔。此时期，陈寅恪生活稳定优裕，经济收入也颇为丰硕。陈寅恪初至清华薪金为四百元，1933年薪金增为四百四十元，1934年又增为四百六十元，为当时最高档次。清华十年，陈寅恪不仅教学科研硕果累累（此时期大约发表五十馀篇学术论文，受业弟子更以数百计），且学术声望在海内外日隆。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清华陈寅恪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赵元任、王国维、吴宓、梁启超等都与他交往甚密，其中尤与吴宓相交甚笃，过从颇多。陈寅恪常至吴宓家中畅谈或相邀一同散步闲谈。他们谈学问，谈诗词，也谈时局，忧叹国事。
作为一名沉潜入书斋的学者，陈寅恪并不是不关心国事。他的挚友吴宓曾说他〃不但学问渊博，且熟悉中西政治，社会内幕〃。与陈寅恪在清华共事过的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在给陈的侄子陈封雄的一封信中写道：〃令叔不是书虫，是正义感非常之强的学者。〃从陈寅恪的若干短文和诗篇中，我们也可以窥知他有满腔爱国情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寅恪请胡适题写曾任台湾巡抚的岳父唐景崧先生诗。胡适曾诗云：〃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陈寅恪对胡适题诗专有谢函，言简而意长，悲苦之情溢于言表：〃适之先生讲席：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现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1937年应是陈寅恪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这一年陈寅恪结束了平静的清华园学院生活，走向仓皇转徏的征途。此后他飘泊无定，视力亦逐渐消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当是时，陈寅格全家居住在清华大学校内。7月14日陈寅恪及清华的同事叶企生、熊大慎等在吴宓清华园住处谈论当时的局势。对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陈寅恪比较悲观，他并不主张与日作战，认为由于中日之间的实力差别，与日作战必将导致中国的灭亡。据《吴宓日记》记载：〃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偏安苟存。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持此悲观之论，想必陈寅恪此时的内心是充满屈辱的。7月15日，清华提前发给教职员工薪金。7月26日，陈寅恪与吴宓晚饭后出去散步，谈到明末事，两人就此与当时的情况作比较，陈寅恪认为，当时中国之国势与明末十分相似。7月28日晚，二十九军经过激烈的战斗抗击后被迫撤退。当时清华大学校园内传闻日军已进清华园车站，不久就要来清华接收。得知日军不久即要来接收清华大学的消息，陈寅恪决定即刻离开清华园，他沉痛地对吴宓说：〃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清华大学校园位于北平城郊）于是他回到北平城内西四姚家胡同2号父亲的寓所。
由清华回到西四姚家胡同寓所后，陈寅恪最惦记的是他留在清华园的书籍。因离开清华大学时太匆忙，他在清华宿舍的书籍带走的并不多，许多珍贵书籍和手稿都留在了清华园。而陈寅恪其他东西都可牺牲，但求能保住他留在清华的这些书籍和手稿。于是，陈寅恪让他的侄子陈封雄回清华园取书。陈封雄回忆说：〃后来总算雇了一辆出租小汽车由我乘车去抢救。慌乱中，我只能把他书桌内外一些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胡乱地装满了一车。汽车刚要驶出清华大学西校门时，正好碰见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入，经过检查，一看都是线装书，就放行了。当时日本飞机仍在西苑投弹。以后清华大学成了日军兵营，寅恪叔的《大藏经》和其他许多书就不知下落了。〃
1937年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城。与此同时，津沽也沦陷敌手。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对于此段经历，陈寅恪夫人唐筼记述道：〃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28日京郊有激烈战事，当夜二十九军撤退。8月8日正午日军入城。津沽亦沦陷。旧都人心惶惶。〃日军入城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终日忧愤，以至旧病复发，但因见时局如此，陈三立拒不服药进食。卧病期间，每当有亲友探视，陈三立就低声向来者探问时局究竟如何的消息。前来探视者中有人说中国国力不如日本，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必定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陈三立高声怒斥道：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忧病交加，一代诗文宗师陈三立遂于9月14日（阴历八月初十）悄然弃世，时年八十有五。对于父亲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