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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念叨，你是大爷我是孙子，但是不要哪天让我做了大爷。心里也就没什么了。我说：在哪儿干，我哪天看看你去。小宋说：鸿基大厦地下一层。老总您可别去，丢人现眼哪。带个小帽子，像个蛋糕盒子，穿件红衣服，还带着金穗子，这不就是小丑吗？我就笑：像法国将军了。小宋说：一定要留个影，将来给孩子看，为了给你们搞原始积累，老爸连小丑都干过。我说：你这就对了，你得学克林顿，能忍胯下之辱。小送说：好歹挣个住店钱。不过我看老板有点良心发现了，这两天没来催房租。我连忙给小宋倒了杯热水，把话岔过去了。
阳春三月，一切好像都有了些转机。从人心底爆发出来的一股不甘毁灭的力量，渐渐在变得强劲。小宋找了工作，原先的狂热好像就有了一个靠得住的基石。红尘滚滚，终究还是埋不住希望之芽。
第二天一早，我穿好西装，结上领带，也出征去了。那家唯一没给我答复的杂志社，在张自忠路，一栋两层的洋楼里。我疑心这里就是当年段祺瑞的执政府，小院里古木参天，房子饱经风雨。走过吱吱叫的木地板露天走廊，找到编辑部。一踏进门，我就知道，又来错了地方。满屋里的年轻人，都是奇装异服，发梢微黄。大家说的都是音乐的专用术语，我连半句也听不懂。小毛孩子们在忙着看稿，打电话，做平面设计，还有俩人在摄像。没人注意到我。我在沙发上坐下，抄起一本新出来的杂志看。原来这个《当代物语》杂志是一本流行音乐杂志，版式花脸呼哨，娃娃脸似的。里面的文章倒还能看读下来，却看不懂，无非是“哇噻”、“呕呀”、“卖糕的”之类。
这时一位年龄稍长的女孩看到了我，从写字桌后起身施施而来，很客气地问我：老先生，您找谁？要给孩子买杂志吗？这女孩约有二十五六年纪，穿一条样子怪怪的棉布裙，发梢也是黄如麦穗。我略欠身，正要回答，那姑娘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编辑部主任碧柔。我就说：碧柔小姐，我是来求职的。碧小姐露出了愕然的样子：您到我们这儿来？我说：是啊，你们上个月不是招副主编吗？我的资料早寄来了。碧小姐问了我姓名，又施施然跑回去找，终于在废稿箱子里找到了。碧小姐拿着资料，过来在沙发上坐下，对我说：是这样，人我们是要招，但是您这资料收到后。。。您可别见怪啊，我们都以为是恶作剧。我就说：碧小姐。。。她赶紧截住我说：就叫我小碧好了。我接着又说：哦，这个，碧姑娘，怎么会呢？小碧就指了指室内：你看，我们这是个专门面向中学生的流行音乐杂志，您怕不大合适。您比较了解哪些歌手呢？我说：郭兰英。小碧的眼睛立刻瞪得比牛眼还大：什么？郭。。。我连忙补充说；还有，宋。。。小碧果断地挥了一下手：行了行了，老同志，您要正视代沟的存在。这工作，您不合适。我说：不是给中学生办的吗？有那么难吗？小碧说：我们这也是商品哪，得抓消费者心理啊，这一段有什么流行趋势，有哪些热点人物，出了什么绯闻，小孩们在追捧谁，得了如指掌才行。盲人骑瞎马，那不得掉沟里去？我笑笑说：我这瞎马今天就闯你们这来了。小碧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是说我们自己。您看看，这一屋子都是京城名记，没两下子，谁也镇不住。所以这副主编，我们老找不着。我疑惑地看看那些新人类，问道：他们都是。。。京城名记？这时只听满屋子的人好像都在打电话，有人在问：赵本山吗？这礼拜您有没有空接受采访？有人在喊：不行不行，我马上要去接张惠妹！还有人在下令：那个梁咏祺的脑袋，处理得不行，重新做！我叹了一口气，对小碧说：我还以为是个语文杂志呢，物语！行了，没事儿，从松榆里赶过来，歇歇就走。小碧眼神里透出一丝怜悯，给我倒了一杯水，说：不要紧。我在《老年娱乐》认识个人，要不要帮您推荐一下？我无力地摆摆手说：算了，老年人了，就不娱乐了。
小碧见我情绪低落，讪讪的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让我先坐着，她自去忙她自己的了。
编辑部的屋子古香古色，连窗框都是木头的。窗外一棵老银杏树浓荫蔽日，新芽翠绿。上午的好阳光穿过叶隙，静静地洒在宽大的窗台上。我想起了我中学时代的青青校树，也是这么茂盛，这么沧桑，透着一股长者的安宁。
后人恐怕不知道，命运也曾给过我们这一代人安宁，但它太吝啬，很快就收走了。我们的青春没有开花，就凋落在尘土里了。眼前的这些年轻人恣意妄为，在春风里尽情抖擞，没有什么能干预他们。他们活着，爱着，快乐着，一生都不会有遗憾。而我们，本来是20世纪第一代未经战乱的幸运儿，却意想不到地颠沛了一生。我们身体羸弱，却背负的太重太多，恐怕是永远也爬不到山顶了。
这时，那两个摄像的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我跟前，一个小伙子递过一张名片来，原来是电视台记者，姓张。记者说：老同志，我们是电视台来拍一个纪实专题的，叫“编辑部的年轻人”，想不到遇见了您。我问：你们是什么栏目？小张说：《日子》。我笑了：《月子》？小张也笑了：《日子》、《日子》。我就说：日子？不就是那样么？
（38）
张记者向摄像使了个眼色，摄像立刻把机器对准了我。我知道，从现在起，我的每句话，都有可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想到这儿，我便挺了挺腰。张记者说：您甭紧张，我们这是纪实，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可千万别作报告。他很随和地坐在我对面，开始提问：您也是下岗的吗？我稍拔高了一点声调说：是下岗人员，但下岗并不可怕！小张又问：看您的风度，您过去的职业可能很不错，下了岗，是不是有失落感？我答：是有失落感，但失落并不可怕！小张摆了一下手说：不行不行，先别拍了，咱们先随便聊聊。您过去经济上大概是什么水平？我反问道：你先说说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吧？小张说：怎么也得六七千。我不由一惊：哦，六七千？还有点儿红包就是八千。一年差不多是十万，中产阶级了，你们还能知道什么是“日子”？小张略显出尴尬神态，说：也没那么多。。。您老别问我啊，得我问您。您来到这样一个刊物求职，是不是觉得不大协调。我点头说：是不协调。他又问：那么您在今后的求职中是否应该更理性一些？我答：是啊，你说的对。但是钱包里的钱越来越少，就顾不上理性了。小张又问：是什么信念支撑您勇敢地出来求职？我一拍西装口袋：钱，快没了。小张说：看来您是遇到了某种困境，您对自己的前景如何估计？我说：有信心，没把握。小张说：您听过那首励志歌吗？就是“从头再来”那个。我说：那是你们搞的？小张有点儿兴奋地说：是啊，挺鼓励人的吧？我说：我倒是想从头再来，可得让我能够重新长牙才行，不然这“日子”我有点啃不动了。这时满屋的记者编辑被我们的对话所吸引，慢慢围了过来。那摄像早就重新开了机器，一眼不眨地对准了我。小张又问：您觉得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说：是奶酪。众记者哄堂大笑，小张也憋不住笑。他开玩笑地说：那么谁动了您的奶酪呢？我说：我不问这个，我就问现在为什么不发奶酪了。众人又笑，小张就说：行了，老爷子，您真逗，咱们就到这儿吧。我说：这就行了？什么时候播？小张说：一个星期吧。我起身与他握手，又冲着碧柔打了个招呼：我歇好了，走了。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墩墩实实的，腰里系了条鳄鱼皮带，刚才并没有见到过他。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说：老同志，您可别灰心，得挺住。几个年轻记者也随声附和。小碧说：这是我们老板、总编辑。我向那总编说：是啊，我知道。生活的意义在于挺住。但是不给奶酪，我怎么挺得住？
编辑部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知道，北京的最后一道门，也同时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回来的时候，路过国贸中心，我下了车。走进去，坐电梯直上顶层，找到了通向天台的门。一个穿工作服的清洁工正在打扫楼层。我问她：门你能开吗？我身上的藏蓝色西装与大厦工作人员的制服几乎一样，清洁工把我当成了物业的头头，她谦卑地点点头说：能打开。我说：你打开，我上去看一下。等会儿下来